巩俐移民新加坡，舆论议论纷纷。由此掀起了第二轮议论，有人对这种议论发表了很多议论。意思是说，移民是公民的自由，旁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这样的议论既天真又无知。明星移民，在任何国家都会成为民众议论的新闻。毕竟，这是一个明星被彻底暴露的时代——很多时候，明星们也渴望被暴露。在中国，民众尤其会疯狂议论明星移民之事。原因很简单：这些明星的移民行为，与他们平时的言论差距太大。

　　在中国，但凡有点名气的人，不论是娱乐明星、明星企业家，只要站到公众舞台上，就会十分熟练地打起官腔，比如，爱国什么的。其实他们也许什么都不懂，但他们会本能地说这些话。一来似乎为了投合某种情势，二来也是为了给自己捞取某种机会和利益。比如，某些企业家就最喜欢拿民族品牌说事。

　　民众却不会管影视、商业明星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动机说这些话的。民众只记得这些话本身。民众依据这些话语，为明星们构造了一个形象。依据这个形象，民众对明星们形成一个完整的角色期待。既然你老说自己如何爱国，那民众就把你当成一个诚挚的爱国者来看待，并且要求你在生活、业务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像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

　　娱乐、商业明星们当然经常不是这样的人。可能因为某个偶然的原因，人们知道了，那些口口声声谈论民族品牌的企业家，他的企业本来就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或者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的大股东也很可能是大摩什么的。或者某个娱乐明星突然移民到外国了。

　　可以想象，这个时候人们的失望以及被欺骗之后的愤怒是多么强烈。但民众有错吗？如果民众有什么错，那也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天真，但是，没有一个伦理学家会说，天真有罪。相反，所有伦理学家都会说，欺骗天真之人的人太坏了。

　　所以，中国人格外地关心明星们的国籍，不是因为中国人很特殊，好像国人格外具有追星精神，好像评论家患有道德批判狂。这不是事情的真相。舆论热烈地议论明星们的国籍，完全是因为，中国的娱乐、商业明星们很特殊。他们似乎特别喜欢谈论某些超出他们理解力的大词。他们也借着这种表白获得了很多其他人所无法得到的好处，直白地说，获得了某种特权。

　　这说明了社会机制存在问题。一个企业家，往往不是因为他最好地服务了消费者而获得成功，相反，他可能借着超商业的因素赚取莫名其妙的利润。某些娱乐明星，似乎也是借着娱乐之外的某些手段，横行于娱乐市场上。

　　这样的娱乐、商业明星是没有道德上的理由拒绝人们用道德话语进行评判的，因为他们的问题就出在伦理道德领域。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不够职业，他们对同行构成了不正当竞争，他们用虚假的情感和话语欺骗公众。所有这些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人们当然得用道德规范来判断、来谴责。

　　不过，这样的谴责恐怕难以发挥多大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明星们已经修炼到相当程度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多知识分子患上了道德恐惧症。一旦社会谴责某种无德行为，总有一些知识分子貌似公正地劝人们不要讲道德。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可怕的思想遗产，这种思想倾向要为明星们的无德行为承担很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