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主演黎明与章子怡。封面摄影 本报记者 郭延冰

　　今天，《梅兰芳》就要正式上映了，这是陈凯歌导演的第十一部长片，离《刺秦》十年，《霸王别姬》十五年，《孩子王》二十年，《黄土地》二十五年，如果我没数错的话。

　　算这些数，为的不是给这部大片添几块无足轻重的宣传筹码。而要感怀一下，陈凯歌的创作之路，并非只属于他个人艺术创作的苦旅，更是一代人记忆里共同走过的电影坐标。

　　上周，跟一圈写影评的一起提前看了《梅兰芳》，平均口碑没这周大规模试映那样好，大概是评论家们都多怀了一份陈凯歌情结。

　　和很多人一样，我也认为《梅兰芳》只拍出了三分之一的经典———第一部分的“死别”，除了张扬恣意的戏力所致，更因为影像构筑起那个梨园时代的北京，叫人心驰神往。《失败之书》里有一篇回忆胡金铨的，说胡讲一口未经污染的京片子，能让人唤起比乡愁更悠远的记忆。银幕上的“伶界大王”十三燕一张嘴，我就明白北岛听到的是怎样的北京话了，亲切又陌生，舒服得叫人心疼。后来陈凯歌接受采访，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挺可怜京剧的”，胡同里、河边再也没那么多拉胡琴吊嗓子的票友，相互依存的那部分北京消失了，京剧只能孤单地活着。听他这么讲，就跟十三燕爷爷跟少年梅兰芳的最后一场戏，那么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下个武断一点的结论，戴着“纸枷锁”拍出《梅兰芳》，还能对过往时代保有一颗敬畏之心的，也只有陈凯歌了。

　　出于工作，见过陈凯歌导演两面。三年前的这个时候，陈导演兴奋地跟我们谈起当时还未上映的《无极()》(blog)，但很难掩饰马拉松式的宣传跟后期赶工带来的疲惫，更没有预见伴影片而来的系列风波。上个礼拜，拍完《梅兰芳》的陈凯歌坐在公司的写字台后面，气定神闲地谈起银幕跟历史上的梅郎，颇有“百家讲坛()”里的教授风范。谈到“馒头血案”这样的敏感话题，陈凯歌也泰然接招(听歌)，坦言自己是个“很真的人”，出乎我跟记者的意料。

　　另外，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小事。2005年，报社的“中国电影百年”报道结集出版，请陈凯歌给我们写了一篇的序，是我阅读范围内含金量最高的序言。陈导演是这样结尾的：可我对(中国)电影仍然充满了信心。理由仅仅在于：一个被热爱的事物是不会消亡的。

　　□皮革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