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英杰

　　12月6日晚，第4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揭晓，《海角七号》拿下最佳男配角、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年度杰出台湾电影工作者等六奖项，笑到最后的却是陈可辛执导的《投名状()》(blog)，该片获最佳导演、最佳影片两个大奖。

　　《海角七号》一举荣获六项奖，恐怕包括导演魏德圣在内的许多人都不会觉得受冷落。况且金马奖作出如此“安排”，一定也有自己的道理。“年度杰出台湾电影工作者”也许体现了评委对魏德圣的认可，而把最佳导演、最佳影片颁给合拍片《投名状》，或在于表现金马奖的专业和高度及其不甘成为“本地电影奖”的决心。

　　但金马奖若真有魄力，就该颠覆传统、打破陈规，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两个奖项也颁给魏德圣。金马奖已经太久不能让人兴奋，这次本来有机会改写台湾电影史、创造影坛佳话，却又白白错失了。所以我才说，本届金马奖有意无意地冷落了《海角七号》。

　　这么讲，并不完全在于《海角七号》创造了台湾票房奇迹，或如有资深电影人所评价的，影片拯救了台湾电影；更在于这部电影本身无与伦比的文化穿透力。

　　《海角七号》的力量来源于逼视历史与现实的勇气。影片故事发生地台南恒春古城，并非妙手偶得，乃导演为理想苦守多年的灵感源头。故事发生的地点还有更为久远的历史背景：130多年前，当地原住民抗击日军的“牡丹社事件”就发生在恒春半岛，恒春亦建城于彼时。影片讲述了两段爱情故事，一段发生于60多年前日军败退时期，一段发生于当下，两段故事交叉演绎，互为衬托。

　　从这里可以看到，导演不仅抱有深厚的本土情怀，而且极具叙事野心：他试图让纠结一百多年的国仇家恨，以一种直面的方式得到“清算”。有人指责电影具有政治隐喻，这话说对了，好心的评论家们完全不用善意回护；但要指出一点，用“大毒草”来形容影片不仅狭隘而且迂腐。导演不过客观地呈现这一切，并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以宽容达成历史的和解。

　　除中日关系这一重大脉络，影片还呈现出多重矛盾交织的切面，如台湾本地化形态的“城乡关系”(阿嘉咒骂台北一幕)、宗教信仰、新旧观念以及现代与古典艺术的冲突(“国宝”茂伯的月琴和现代摇滚乐)，甚至对本地政治生态也有所渲染(“民意代表”马如龙亦正亦邪的形象)。这一切通过导演举重若轻的大手笔，使得恒春这一南部小镇俨然成为一个“地球村”，进而刻绘了一幅全球化时代无可回避的社会文化冲撞与融合景象。

　　说实话，一部电影能够处理好上述任何一对矛盾，便足以反映导演的才华，而像魏德圣这样在诸多复杂关系中游刃有余，更只能让人击节赞叹。《海角七号》可以说是这位60后导演蛰伏多年后的一次火山喷发。

　　此外，能将那些二线和新出道的演员集结一起，打造出一部震撼人心的宏大叙事，亦表现出魏德圣不世出的导演才能。这部影片的主角是台湾歌手范逸臣(听歌)和旅居台湾的日本二线演员田中千绘(如果不是出演《海角七号》，她已准备打道回府)，其他非专业演员也均有上佳表现，比如息影30余年、获最佳男配角的马如龙，以及首度上镜、差点成为60多岁的“最佳新人”的“茂伯”饰演者林宗仁。把一队“散兵游勇”训练成“正规军”，无疑得力于这位同样作为“新手”的导演。这是我认为金马奖最佳导演该颁发给他的理由。

　　据称，侯孝贤看完《海角七号》后兴奋地说：“太好看了！台湾等这部电影等了好久！”颁奖现场，李安谈到这部电影时用了两个词——“后生可畏”、“与有荣焉”。一流导演的高度评价，说明业内并非不懂得这部影片的真正价值。而这恰又表明，金马奖的矜持可能更多出于非专业的考量。

　　评委们或许认为，把最佳影片、最佳导演颁给魏德圣可能引发激烈争议，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这位新生代导演的“进步”。而我觉得，与其三年内两度垂青陈可辛(连他都说：“金马奖对我太好了”)，不如让《海角七号》名至实归。套用片中一句台词，“给新人一个机会”吧！倘若连最能体会影片语境的金马奖都不敢果断地给予“最高荣誉”，指望谁来做这件事情？

　　金马奖也许将为错失《海角七号》而感到遗憾。无论《海角七号》是否魏德圣昙花一现的杰作，也不管影片是否存在不足之处，更不必提导演本人是否在意金马奖，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影片将因其深刻的“问题意识”，一再地被人们提起。在我眼里，《海角七号》已经是今年的最佳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