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登晨

　　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著述《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1992年，在网络兴起初期，一群关注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笔者注)电子音乐盛典的美国大学生经常在网络讨论版上贴帖子。某天，一人提议：为何不自己举办节目呢？很快，有的提供唱片，有的提供音响系统，还有的“知道一个海滩，可以在午夜时候到那里办晚会。”于是，一个集体项目很快成就了。16年后的我们，或可称之为“山寨版湾区电子音乐盛典”。

　　风行语词“山寨”一般可区分为两种：一种是诸如山寨手机、山寨明星等商业、产品性质的；另一种是类似“山寨版百家讲坛()”等精神、文化性质的。由于不具备核心技术，不尊重知识和创新，以“山寨手机”为代表的一批粗制滥造、低劣模仿的山寨产品必然难成气候。“物质的山寨”是一种冒牌、炒作商业行为，无任何价值意义可言，终究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市场秩序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日趋严密而灰飞烟灭。而对于以山寨版百家讲坛为代表的“精神山寨”，社会普遍达成一个共识：作为“精神的存在”，它代表了一种挑战权威、反抗主流的草根文化勇气与精神。这也被视为“山寨”的唯一合法性来源。

　　美国大学生无须刻意拿腔拿调地去模仿权威，更不用急着看自己是否成功地挑战了权威，因为根本没有绝对的权威，有的只是自由表达——整个过程仅仅是简单地遵循自我兴趣的集会，在会上或模仿、或创作几首曲目罢了。而现实语境下的中国，模仿影星台词动作、几名大学生正襟危坐学着《新闻联播》的腔调念稿子、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走上虚拟的百家讲坛便被视作是草根对精英的挑战，被认为是“极具勇气的”——草根们何以活得如此辛苦、严肃？精英们的神经又何以如此敏感、脆弱？

　　1876年，电话的出现颠覆了报纸等媒体，“双向”取代“单向”成为新的传播模式，但这一改变仅限于个体微观层面；随后，电缆、光纤技术大发展，网络更以几何级的速度缩短着世界的距离，传播与交流进入“多向度”时代，互动也由一对一转变为一对多。信息的高速传递和共享碾平了等级制度，社会架构也由强调上对下控制的垂直结构归于重视平等沟通的扁平结构，绝对的精英或权威消失，有的只是信息的均等。用弗里德曼的话说——世界变平了。

　　这一趋势在21世纪的中国尤其明显：我们越发习惯在博客中发布信息、在论坛上留言表明态度、上传DV拍摄的街头见闻——随时随地，我们是“准政客”、“准记者”甚至“天气预报(听歌)员”——这和山寨春晚()、山寨百家讲坛本质上并无二致：以公共性为基础，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搜集、传播信息，从而共享信息资源。

　　如果说山寨有些另类，那不过是平添了一份模仿与戏谑罢了。这份模仿与戏谑，或无心、或有意，或纯粹娱乐或几多无奈。世界信息化大潮浩浩汤汤，但我们的很多思维还停留在过去。在传统文化和固有政治生态双因素作用下，我们的媒介发展还只是“小打小闹”。媒体、网民不习惯于直言表达，不喜欢过多展现自我，更害怕触碰权威高压线，公权力单向传输与说教、明摆着胡说的“权威发布”依旧大有市场。太久没有表达便自然不再习惯表达、不会表达，所以，一旦表达触碰到“权威”与“主流”之时，针砭时弊便只能以戏谑的口吻反讽，就算是建言献策最后也不忘署上“山寨版强国之路”的标题。

　　在一个人人都是出版者的时代里，集合意义上的民众握有同精英一样强大的话语权，这必然会对传统的“编辑们”牢牢掌控着的主流文化产生巨大冲击，冲击不可怕，因为冲击碰撞中必有大融合、大繁荣，必有创新和发展，这也正是现代民主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值得警惕的，恰是“冲击不存在”或“冲击无力”。只要“下载”依旧远大于“上传”，山寨便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与其将之归为无聊的恶搞和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倒不如说它无意间填补了理想与现实间的裂谷，弥补了垂直社会对即将到来的扁平化社会的某种不适应性。

　　信息公开、自由平等表达是网络时代的必然衍生物。如今，网络娱乐主义正使“山寨”日益沦为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边装的大箩筐词汇，而忽略了“山寨现象”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发展的存在的本应有的意义。拨开迷雾方能厘清真相，务必警惕蔚然成风的公民文化因为与短视的“物质山寨”相瓜葛而被遏制乃至“错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