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剑美

　　鲁迅和梅兰芳不相容早就是文艺界的一桩公案，随着电影《梅兰芳》的热映，这一话题再度被热炒。而“倒鲁派”似乎也找到了新的证据：瞧瞧，被鲁迅所贬损的梅兰芳直到今天都多的是热捧者，愈显其文化地位上的卓越不凡，用导演陈凯歌的话来说简直“惊为天人”，此足以证明鲁迅之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好好先生们则不免感叹：要是鲁迅和梅兰芳能彼此欣赏甚至引为知己，那该是怎样的文艺佳话啊！

　　鲁迅似乎对“梅兰芳”这个名字过敏，曾因人将他与梅兰芳“并为一谈”而认为是对自己“极大的侮辱”。检索《鲁迅全集》，其提到梅兰芳的地方达9处，虽然并非每处都是贬损和嘲讽，但确实没有一处是赞扬。两人唯一的一次晤面是1933年在上海出席欢迎萧伯纳的聚会，但晤面并没有促使两人有进一步的接触和交往，反而给鲁迅留下了萧伯纳“问尖”而梅兰芳“答愚”的不好印象。与鲁迅的“小气”和“狭隘”相对应的是，尽管解放后鲁迅被政治人物抬上神坛，成为“中华民族文艺的方向”，但在纪念鲁迅生辰和忌辰的活动中，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梅兰芳却极少出席，即使勉强来了，也是迟到早退，更从不发言，哪怕是附和几句也不肯。

　　梅兰芳对鲁迅的“不敬”和“反感”当然可以看做是一种自卫的情感本能，最起码现有资料证明是鲁迅先惹的他。虽然梅兰芳没有田汉那样开阔的心胸(被鲁迅嘲讽为“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后来高度赞同鲁迅戏剧改革的思想)，但却要比郭沫若更有原则和血性(郭沫若在鲁迅死后还在痛骂他为“封建势力的残渣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但在毛泽东发表讲话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之后立马宣布要编选《鲁迅诗集》)。从这一点来看，梅兰芳倒是和鲁迅脾气相仿、心性相通，骨子里都有着不屈服、“不宽恕”的韧性和倔强。

　　两个大师级的人物何以不能兼容？恐怕更多要归结于鲁迅的偏激。事实上被鲁迅所嘲讽过的名人大师又何止梅兰芳一个，胡适、林纾、李四光、徐志摩、林语堂、蒋光慈、梁实秋、戴望舒、施蛰存、沈从文、廖沫沙、周扬、章士钊、吴宓、夏衍……哪一个不是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胡适和徐志摩，他们与鲁迅一开始并无个人恩怨，胡适一度还与鲁迅有所过从，并为鲁迅书稿出版等帮忙过。鲁迅对他们的嘲讽更多源于思想认识上的差异，“下等脾气”的鲁迅本人有过下层人生的深切体验，对以“精英”自居、骨子里充满优越感的胡适和徐志摩有种本能的厌恶和反感。而鲁迅的可敬之处就在于他“不虚饰”，以内心真实的好恶示人，而不是像“我的朋友胡适之”一样的中庸、“模糊”。当然，鲁迅的伟大并不是对胡适精神的否定，应该说主张“宽容平和”、以“自由主义”为诉求的胡适思想，和以战斗精神为核心、不妥协、“不宽恕”的鲁迅思想形成了很好的互补，共同构成了这一特定时代的中国文化图景。

　　事实上鲁迅对梅兰芳的揶揄和嘲讽，其要害还是文化观念上的否定而不是对梅本人的攻击。在《最艺术的国家》一文中，鲁迅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可以看出，鲁迅对“男人扮女人”这种中国特有的艺术现象有着本能的反感，所以从文化心理上予以批判，旨在抨击传统文化所造就的某种太监化的病态人格，这也是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基本思想相吻合的。除了对这种男扮女装的所谓艺术感觉别扭之外，梅兰芳“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的封建士大夫趣味也是鲁迅反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鲁迅当年的个人见解并没有损及梅兰芳的艺术地位，而梅兰芳及《梅兰芳》在今天的受追捧也并不证明鲁迅不喜欢梅兰芳就是一种错误。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明白一个道理：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绝对的艺术标准，允许不同的声音甚至“偏见”的存在，既不影响艺术家的声望，也无损评论者的价值。在“梅兰芳热”盛行的当下，读读鲁迅那些“偏见”，我以为未尝没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看银幕上那捏着嗓子装女人的所谓“国粹”，是很容易让人想起泰国的“国粹”人妖来的。对此类“国粹”的拔高和追捧，很难说没有反思和内省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