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争议都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赵本山的小品来说。

　　而今年，对《不差钱》的批判更是上升到了国民劣根性的层面。巴蜀鬼才魏明伦就认为这个小品“不差钱”但差道德，“一个人为了一夜成名竟可以不择手段、下跪巴结、‘毫无道德’”，而文化愤青则抡起惯常的大棒如此批判：“那帮敲锣打鼓等着隆重迎接‘毕姥爷’的人群，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文化奴才和文化贱民！”

　　很多人反感对一个喜剧小品进行如此严肃的解读，但事实上，任何一个作品，都会向我们展示一种真相。

　　魏明伦和文化愤青的批判，其实都是对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弱势者”向“权力者”谄媚思想的批判。赵本山早年的春晚小品中就习惯于扮演“弱势者”，像《牛大叔“提干”》（1995年）《三鞭子》（1996年）《红高粱模特队》（1997年）等。但是，比较《不差钱》和上述三个小品中的“弱势者”，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这类形象在十几年间的嬗变更迭。

　　在早年小品中，所谓“弱势者”，虽然贫穷，差钱，但朴实、勤劳，并不弱势，而且往往成为对权力者进行批判和教育的“启蒙者”，如牛大叔批判胡秘书不干正事只会“扯淡”，如赵队长让模特教练范大师懂得劳动就是美；而在《不差钱》中，这个“弱势者”富裕了，“不差钱”了，但却成了权力的“谄媚者”，成为“潜规则”的饯行者。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变化？

　　我们知道，赵本山扮演的“弱势者”均来自农村，是中国最广大的农民阶层的代表，也是中国乡土文化的代表。他十多年前的小品，虽然经典，但教化的意味很浓，那时，小品是讽世的工具，“弱势者”对“权力者”的教诲，显示了中国市场经济刚起步时期，中国人面对经济和现代化浪潮冲击时的一种本能反应———用“想像中”淳朴的乡土文化抵抗汹涌而来的商品文化和消费社会；而随着十多年的发展，在《不差钱》中，“弱势者”已悄然变化，渴望“潜规则”，这种变化，不仅昭示了乡土社会权力道德结构及生活方式在商品化大潮冲击下的逐渐瓦解，也昭示了上世纪90年代那种乡土文化想像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无奈破产。

　　是的，《不差钱》展示了中国的艰难转型，揭开了转型时期中国乡土社会在市场大潮中的某种真相：当毕福剑代表的“权力者”亦即理想的现代民主权力机制（十多年来，“权力者”的形象在小品中也发生了变化）希望通过公平、理性的“规则”选拔人才时，乡土社会的人们依然笃信“潜规则”和“拉关系”，这种“规则”与“潜规则”对接的错位，是小品的另一种教化，它客观地凸显出中国在由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执着而艰难的背影。

　　丫蛋、小沈阳、赵本山都有一个“毕姥爷”，我们每个人心里也都有一个渴望攀附的“毕姥爷”。在现代化转型途中，中国人必须首先忘记“毕姥爷”。驴叫声声（本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