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的《高兴》是根据贾平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但是出场不久刘高兴率民工边歌边舞的场景就给这部电影奠定了欢乐的基调。阿甘最擅长的恶搞在这部戏里几乎都集中在歌舞上，词写得可乐，歌唱得也不俗，顺带恶搞一下春晚，很容易让你想起《芝加哥》或者《红磨坊》。你还得佩服导演的聪明才智，要不一个拣破烂的，再加上一个按摩小姐，住的是破楼房，简直毫无可看性。但导演愣是在这些地方生出花儿来，一场电影看下来，大家觉得眼耳鼻舌都没有被亏待，统统过瘾。

　　但是，如果你之前看过贾平凹的同名小说，你就会对这样的快乐有一种隐隐的负罪感。

　　贾平凹写的刘高兴是进西安城拣破烂的，用力之处在于写城乡的冲突，写刘高兴和五富这一对乡下人在城里受的屈辱。在小说中死活要当西安人的刘高兴，到最后发现这个城市不能接纳自己，还把最好的兄弟五富的命给要了，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但到了阿甘手下，悲剧变成喜剧。刘高兴自己做的飞机上天了，顺带把已死的五富救活了。

　　阿甘是一个知道观众要什么的导演，他还有一个绝招，知道全国各大城市的电影院银幕朝什么方向挂，这是若干年前采访阿甘时他透露的。这几年城市影城发展神速，不知道他这个基本功还在不在。

　　小说中刘高兴进城后的种种屈辱在电影中都被消解了，五富成了唯一一个不适应的人。小说中五富与门卫从冲突到报复到和好，最后达成协议，五富获得那家小区的唯一收破烂权，但五富必须给门卫一定的提成，这些生动的细节都被过滤掉了。给观众传递的信息是，城乡之间的不适应是因人而异的，刘高兴是一个成功的适者，是欢乐的使者。

　　除了麦地里五富痛哭、刘高兴高歌那一场戏给观众带来小小不适感以外，小说中刘高兴与五富进城以来遭遇的种种苦难、不适应都被包裹上了一层蜜，所有的苦难都被提纯，用来勾兑快乐。

　　好在阿甘运气不坏。贾平凹和金庸对待自己的小说态度不一样。金庸觉得自己的小说被改成影视剧改得不好，就像自己的孩子被抱出去打了一顿，心里当然不舒服。贾平凹倒是有一份坦然，对于被抱出去的“孩子”听之任之。阿甘改编好了剧本给贾平凹看，被贾断然拒绝，认为改编权在编剧，自己无权过问。

　　从这个角度看，阿甘是幸运的，可以毫无牵绊，大刀阔斧，为所欲为。所以电影《高兴》虽然用的是贾平凹的小说，人物和语言以及大的框架结构都来自小说，但是阿甘为这部电影移了魂，变了调子。

　　对于没看过小说的观众来说，可能也是一种幸运，可以心无挂碍地痛饮这杯阿甘精心勾兑的甜酿，放肆高兴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