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苗炜

　　过年之后，好多报刊又酝酿着骂“春晚”，但怎么也骂不出什么新花样。有个娱乐编辑让我给出主意，“我们又要做 ‘春晚’，可这个话题已经做过好多次了，再做也没什么新鲜的，您能不能骂出点儿新花样来啊？”我很诚恳地说：“我当年写足球评论，一礼拜骂一回中国足球，变着花样地骂，后来就颓了，再也骂不动了，就不写足球了。这春晚虽然是一年骂一回，但耗费的精力更大，也没什么可骂的了。”

　　3年前，北京、天津一带的知识青年有了个秘密乐趣，那就是去看郭德纲的相声，开始是小圈子的流行，但这个小圈子里，不乏一些掌握着话语权的文字工作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细腻的笔触，怀着改变娱乐现状、抨击虚伪谎言的雄心，开始讴歌这位胖敦敦的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的名篇《我要上春晚》，简直就是民间娱乐对抗“官方娱乐”的一纸檄文，当时我也是老郭的鼓吹者，在我看来，郭德纲就是彼得·布鲁克所推崇的“粗俗戏剧”，正是粗鄙卑下的东西，才使表演起到社会解放的作用。

　　媒介迅速把老郭捧上了天，很快就有记者打电话问：“您觉得郭德纲会不会昙花一现，很快就过气儿了呢？”身在传媒这行，我算是知道这行当无事生非的能力，3年前，老郭就像一枚神舟6号屁股下的小火箭正噌噌地往上蹿，就有人关心起他的“后事”了。3年来，老郭并没有昙花一现就消失，他顽强地生存着，越活越结实，但今年春节，我看了他的“开箱”节目之后，不免有些失望。他的相声当初让人惊艳，可这两年，越来越琐碎，许多节目都散漫不见章法。主流相声还是一副沉闷腐朽的样子，可您这非主流相声，也不能仅仅站在非主流的位置上就完了，还有那么多虚假、丑恶的东西等着您讽刺呢！

　　当然，我这是拿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去要求老郭，我总觉得，咱们的相声演员应该像美国的脱口秀主持人那样，能起到启蒙民智、舆论监督的作用，促进我们的民主建设，建立宽容、有幽默感、有自嘲精神的社会风气。

　　京津的相声和东北二人转，都是逗人乐的东西，但两者趣味大不相同。我也在剧场里看过几次二人转演出，并不太能欣赏二人转那种搞笑方式。此次春晚，终于得见名满天下的“小沈阳”，今年春节，“小沈阳”大概是蹿红最快的一个。近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喜欢我的观众应该跟我一样心态好，很乐观，不喜欢我的可能就是精神压抑吧。”

　　我得承认，我属于精神压抑的那一方，总觉得我们的娱乐还停留在一个肤浅的初级阶段。有研究者统计，在社交场合，人们笑的频率是独处时的30倍。由此来说，笑本来就是个社会化的指标，如果我们要构建的是一个和谐社会，那么作为社会化指标，我们发出的笑声一般都是“和谐性”的笑声。郭德纲的三俗相声或者小沈阳的低俗二人转，在被社会接纳的过程、被主流价值观所容纳的过程中，取得最大的影响力，但其后是否能延续“社会解放”的作用，则取决于他们的创造能力。作为艺人，他们获得知名度，被接受、被认可，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这就是算完成了任务。至于成为娱乐大师，成为艺术家，那未必是他们的自我期许，也未必是观众的期望。

　　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认为，政治家应该把人民是否快乐当成制定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之一，他写了本书就叫《快乐》。其实他的这个基本观点没什么新鲜，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把“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我总觉得，我们的春晚、我们的娱乐就是在莱亚德的指导下进行的，其原则也就是三条，第一，形势大好，局面稳定；第二，大家经济上还是得到了实惠；第三，大家还要被教育。与其说我们对春晚，对我们的娱乐形式不满意，不如说，我们对这种有原则的、由上而下的娱乐生产方式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