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森

　　文化名人的“人格安全”，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形态、法治程度和人文氛围。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公众关注度及舆论评判性，比普通人大得多，他们的“人格安全”相应地易受伤害或冲击，而其后果，对当事人和社会都更严重。谢晋名誉侵权案，不能不引发我们对“人格安全”问题的关注

　　上周，著名导演谢晋的遗孀徐大雯诉宋祖德、刘信达对谢晋名誉侵权案，已由法院受理。近年来接二连三信口开河，先后对许多位文化名人、艺术家和影视明星泼脏水的“宋大嘴”，终于将面对法律的问责和审判。

　　谢晋把毕生精力奉献给银幕，留下了《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传世之作。他的人品、艺德有口皆碑，是公认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然而，在他于去年10月18日不幸逝世后，宋祖德跳将出来，在博客中撰文《千万别学谢晋这样死》，恶意捏造谢导去世前晚“一夜风流”。为再起“蓬头”，宋祖德于10月23日又发表一文题为《谢晋和刘晓庆在海外有个重度脑瘫的私生子谢虞庆》。他的兄弟刘信达与之呼应，也在博客上写了《宋祖德十五大预言件件应验》，竟称“谢老和刘晓庆海外有私生子：德达侦探所常务所长刘信达亲自到海外见到了这个脑瘫儿”。两人的可恶行径迅即激起了社会公愤，忍无可忍的徐大雯决定诉诸法律。

　　践踏“人格安全”无异于挑战道德法律

　　谢晋名誉侵权案，不能不引发我们对“人格安全”问题的关注。正如文化人格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拉尔夫·林顿在《人格文化背景》中所说：“文化必须被视为各社会建立人格类型及社会特质的各种身份人格系列的支配因素。”文化名人的个人名誉的好坏美丑，不仅涉及他的艺术实践、作品创造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公众评判，而且直接对应着他的人格类型和人格定位。如果他的名誉受到造谣、诬蔑、诽谤、诋毁、攻击等伤害，超越了道德底线和法律约束，那么就会对他的“人格安全”造成威胁甚至摧毁。宋祖德、刘信达对谢导的造谣诽谤，已不仅是伤害名誉的问题，而是触犯法律的问题：当他俩的一派胡言受到艺术界人士及社会公众的愤怒谴责和驳斥后，宋祖德竟在其博客页面上用红色大号宋体发表声明：“本人对本篇文章负一切法律责任”、“欢迎谢虞庆的母亲刘晓庆提起诉讼”，等等。刘信达也作了相关声明。这足以证明，他们对谢导的诬蔑已超越了名誉侵权，是赤裸裸的人格攻击，野蛮地践踏着谢导的“人格安全”，粗暴地挑战着社会良知、道德和法律。

　　名誉伤害及人身攻击已成一种社会公害

　　近年来，对文化名人、影视明星等的名誉伤害及人身攻击时有发生，可以说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轻则戏说嘲弄，“玩的就是心跳”；重则造谣生事、诽谤诋毁，“我是流氓我怕谁”，根本无视他们的“人格安全”，全然不顾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从炒传闻到炒绯闻，从揭隐私到揭宿怨，这种乱象在宋祖德、刘信达身上表现出来，已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文化名人、影视明星的“人格安全”，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形态、法治程度和人文氛围。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公众关注度及舆论评判性，比普通人大得多，他们的“人格安全”相应地易受伤害或冲击，而其后果，对当事人和社会都更严重。当年阮玲玉不就在遭受恶毒的攻击、下流的诽谤、冷酷的咒骂后，“人格安全”完全崩溃，只得愤然留下“人言可畏”的遗书服毒自尽。在倡导文明、力行法治的今天，此种无端攻击、威胁破坏他人“人格安全”的现象及事件，再也不能任其蔓延了，必须果断制止。徐大雯的代理律师已明确表示：现在第一步是打名誉侵权，接下来还要追究宋和刘的刑事责任，还公道、还清白于谢导。

　　促成“利口伪言，众所共恶”舆论环境

　　“人格安全”，不仅事关社会群体生活的公共生态问题，而且涉及个体生存的权利保障问题。如果一个人连最起码的“人格安全”都丧失了，那还奢谈什么生活安定和生命质量。2000多年前，孔子就说过：“道听途说，德之弃也。”荀子也批评道：“伤人之言，深于矛戟。”对每一个公民包括文化名人的“人格安全”，我们都应当关爱和呵护，这是全社会的责任，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当然，对于文化名人、影视明星的不足，不是不可以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坦诚相见、以理服人。文化名人、影视明星也应明白自己的社会角色，自重自爱自珍，做精神文明的标兵。谢导在这方面无疑是榜样。他生前忧国忧民、敬业爱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热心慈善、办学兴教，是一位有大德之行和大爱之心的人，曾创造了“当代中国人集体审美”的辉煌。

　　保障“人格安全”，我们的媒体也应保持清醒的意识和坚定的操守，不参与炒作或推波助澜，借机搞些“卖点”，自觉促成和维护“利口伪言，众所共恶”的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

　　(作者为上海文学艺术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