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雪/文    

　　“1977年秋后的一个黄昏，像往常一样，我们这些刚从田里回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聚集在高音喇叭下，收听着当时主要的信息来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记得头条播的是中央关于恢复中断了十年高考的决定。如炸雷一般，大伙都惊呆了，顷刻，缓过神的我们激动得跑进宿舍，拿起脸盆就猛敲起来，大喊着：‘机会来了！终于来了！’，泪水挂在每个人的脸上……”这是父亲告诉我的，我是带着父亲的回忆去看《高考1977》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对电影的评价，要真切得多，超然得多，衷心得多。

　　《高考1977》是一部电影，更像一部纪录片。在哈尔滨苍凉辽阔的农场上，一队来自北京和上海的知青、一个车站、一枚公章串联了整个故事。和以往的“献礼影片”不同(提到“献礼影片”，人们多少会和爱国、宏大、辉煌之类的词联系起来)，《高考1997》没有国歌，没有天安门，没有阅兵式，可它却用最真实的情感，最细腻的情节，最平凡的人物，把一段“命运”刻画得感天动地。故事从一场露天电影开始，农场断电了，他们只能靠踩脚踏车人工发电，男青年轮番踩着，大屏幕上是邓小平同志复出的场景。为了争夺一个推荐名额，他们开始了一场抗包比赛，曾经想到自杀的“小根宝”决定挑战这个名额，300多斤的麻袋压在一个个年轻的肩膀上，他的脊背几乎成了直角，颤抖的双腿艰难地迈过树枝，他用力地咬紧牙齿，几乎快要崩裂，汗水浸透了头发。但是，人们关心的，注视着的却是那一双一直凝视前方的眼神，那双眼神里有坚毅和不屈，有苦痛和希望，人们为了这个眼神呐喊着：“加油！加油！”。他背着麻袋继续艰难地向前挪步，即使体力不支，即使眼前的目标都变得模糊。这是《高考1977》的场面，一个普普通通的片断，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父辈的故事。

　　在看这部影片之前，我充满了疑问和期待，究竟会用什么样的故事来讲述这个历史转折的时刻，究竟什么样的故事才能包含历史的痛苦和欣欢。然后，我发现，《高考1977》是一次对生活的回忆，游历着我们最熟悉的一段爱情、一份亲情和一场忘年之交。只是，在回忆的过程中，导演有意地记忆了一些东西，遗忘了另一些东西。在这种选择的背后，不动声色地站着回忆者的价值期待和文化理想——这是一位对自我生命有所期待的人，一个认真反思的人，一个愿意对记忆清算和清洗的人，一个渴望自己不断地走向人道、慈悲、高贵、超越的人——正如同我们的父亲。

　　每个人都有遗憾，可我时常不理解父亲的遗憾，直到看完《高考1977》，我擦干泪水，开始明白，父亲的遗憾，是一种很具体又很隐讳的疼痛，是一种很模糊又很长久的难受，这遗憾想要倾诉又无法倾诉，它轻于鸿毛又重于泰山。我们的父辈是携带着这种遗憾慢慢地走过来的，就像携带着自己缠绵的影子。纵然阳光再灿烂，蓦然回首的一瞬间，无意中睁大的瞳孔，流露出的总是一抹苍凉，这苍凉本身，就是那种遗憾。

　　于是，我为父亲，又买了一张电影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