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在拍摄《南京！南京！》时接受采访说：中华民族能历经那么多磨难而没有倒下，这个民族就一定有一种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力量存在。

　　1937年12月10日，日本军队攻陷唐生智部队看守下的中华门，从这里一路往北开始了三个月的大屠杀。南京沦为人间地狱。

　　今天的南京更像是一座闲适之都。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南京浩劫》中写到，如果她不曾得知南京的暴行，面对这样一个拥挤而繁荣的城市，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所发生过的一切。

　　南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城市？你可以用许多不同的名词来形容它。但是说完了一想，又全无代表性。那么，用一个小心翼翼的词来描述它：中庸。是的，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无数特征的综合体，却没有哪一种特征可以占绝对的上风。

　　历史上在南京定都的朝代往往“短命”，即使是明朝，也在燕王迁都之后才有了较为长久的国运。因此，虽然也钦定了“京”的名称，南京却不像北京那样，有着皇城的优越感。它更多的只是一种见证，仿佛一个旁观者，默默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历史的沉痛从来没有在这座城市中被淡忘，却也从来没有让这座城市的人们变得消沉。南京人知道，战争让这座城市承担了太多的苦难，不忘历史，只是为了提醒人们要珍爱和平。

　　南京在每年的12月13日，城头都会响起警鸣。清明重阳，从雨花台到江东门，每一个无名的纪念碑前都会摆上花圈。南京大屠杀，那墓碑上的300000的数字，已经凝结了我们太多的民族感情。

　　拉贝从未想成为“救世主”

　　德国人约翰·拉贝的《拉贝日记》由第三方视角记录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故事。这本书在拉贝1950年去世之后才得以面世。在1937年，他用日记的方式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也用实际的行动救助了许多南京的百姓。拉贝在日记里写到，200名难民像供奉神祗一样尊敬我们。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跪下来，让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

　　1937年，开战前夕，国民党高级将领普遍认为南京不好守，淞沪会战后期的国军精锐几近崩溃，无力再战，但事关国都，不抵抗一下实在说不过去。其结果是政府首鼠两端，明知道南京守不住，但还要装饰一下门面，象征性地抵抗。在开战之前，蒋介石夫妇已乘飞机离开南京，当时的南京守将唐生智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平民不能撤离。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却又下达弃城命令。唐生智背弃了“共存亡”的誓言坐着小船、扔下了城中的十万部队。让这里变成了一座生与死的城市。

　　此时，日本在决定进攻南京之前就已经进行了空袭，当时还在度假的德国西门子经理约翰·拉贝得知这个消息后，迅速地赶回了南京，因为他放心不下自己在南京的财产和业务。

　　他起初以为日军只是作战部队，却没想到完全是一群赤裸裸的刽子手，先是用轰炸机轰炸，后来又开始了赤裸裸的屠杀。

　　拉贝曾在街角亲眼看见一名日本士兵试图强奸一名怀有身孕的中国女子，当女子反抗时，日本士兵手执匕首或是刺刀向她袭击。也看到一个中国平民被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日本士兵赶到安全区内山西路旁边一个池塘里处死的情景。这个男子踉踉跄跄地站在薄冰层破碎的齐臀深的池水中，奉军官的命令，一名日本士兵趴在一个沙袋后面开始射击。第一枪击中男子的肩膀，第二枪没有打中，第三枪才把他打死……他在这本日记中记载了将近600多个这样的事件。

　　拉贝忧心忡忡，觉得自己的力量可以帮助一点，但是拉贝的夫人多拉说：这事总有人管，但不是你。

　　但拉贝还是拉着一面巨大的纳粹旗帜将一些南京难民庇护在身体之下。在拉贝的避难所里，有几次日军的轰炸机俯冲下来的时候，看见了卐形标志又飞走了，而避难于安全区的百姓在每日的惶恐之下显得惴惴不安，拉贝也不是天生的英雄，英雄是小说里的人物，却不是生活中的本色。

　　拉贝也曾在日军到来时发表了激情的演讲：“我作为一个商人，加入了南京人民，因为我30年来一直是在这个国家。在我如此长时间地享受到这个国家及其居民的热情好客之后，我也是从开始起就认为，在他们遇到不幸时不抛弃他们是合适的。这些人是中国人中的最贫穷者，要离开这个城市又没有钱，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我们向日本人的崇高感情呼吁，向武士道精神呼吁。”

　　随着屠杀的升级，这样的呐喊已经没有意义，在这场屠杀中，已经没有道德的底线，也没有人性的光辉，一切掺杂在血腥与暴行之后的，是人性的迷失。

　　1938年当拉贝离开南京回到德国的时候，只是回望了一下这个满目疮痍的城市，叹息道：不知道以后的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

　　本是纳粹党员的约翰·拉贝，却尽心尽力救助处在德国盟国日本刺刀下的中国百姓。1938年回国后，又到处发表演讲，揭露日军暴行，因此遭到盖世太保迫害，战后却又因其纳粹身份两次入狱。本曾是富裕商人，却因在南京时的义举，落入生活最底层，贫病交加。

　　真实的历史雕刻在了时光中

　　日本有部电影叫《铁男》，讲述的就是在城市中的白领一族，在日夜忙碌与机械化的生活中，身体逐渐长起了金属，直到最后，不折不扣地成了一台机器。电影中所包含的隐喻正契合了这个民族的一部分性格，强烈的隐忍并没有将灵魂中的另一面剔除掉，而是像弹簧一样紧紧地压住，紧紧地绷着，直到某天，假如有一个机会，会让这种压抑的欲望迸发得更强烈。

　　再就是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后，天皇对外侵略政策得到了国内民众大多数的支持，而且参军的日本年轻人被誉为“皇军”，是天皇的嫡系，类似接近于神的人，所以在日本当时被赋予了强烈的使命感，而且根据国家神道的教义，天皇裕仁被日本右翼保守势力誉为“和平使者”，在军国主义膨胀的日本开始了对华侵略，在极右翼分子的煽动下，这场战争给中国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历史伤疤。这伤疤在历史的长河中一次次地揭露，被提起，成了中国大地上的一个伤口。

　　在陆川拍摄《南京！南京！》时接受采访说：中华民族能历经那么多磨难而没有倒下，这个民族就一定有一种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力量存在。

　　这种精神没有倒，在南京依然每年都有人纪念那些逝去的人，还有影视和书籍，将那些真实的历史雕刻在了时光中。(作者系书评人)

　　军国主义的思维模式

　　《南京！南京！》的公映，再次引发了我们对当年那场发生在南京大屠杀的讨论。有人对这部电影拍案叫好，它告诉我们战争对人心理的摧残不但在于被害方，并且还在于施害方。同时也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冷静看待那段历史，才能找出大屠杀这种反人类非常态罪行发生的根本原因。

　　从失业青壮年到被洗脑的日本军人

　　《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的作者、日本作家本多胜一通过对受害者或受害者亲戚，日本退役军人的访问，以及当时的军人日记和随军记者日记，从日军进攻上海开始记录他能够获得的各个案例，并尽可能地恢复各个案例发生的经过原貌。

　　当时从上海登陆的日本关东军各师团內，在进入南京之前，已有数量极多的各种犯罪行为。而且令作者和读者们震惊的是，有极多的案例，甚至不能用正常的人类思维能夠想象到。

　　还有很多军人日记表现出了对自己战友滥杀强奸行为的反感和无奈，甚至最后有的自己也参与到其中去了。

　　当时的日本，长期战争带来的经济影响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別是极高的失业率，大批青壮年失业。因为常规服役军队已经全部用上，战争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的需要，国家开始大力鼓励参军。在传统东方式“忠君报国”思维的带动下，以及政府洗脑欺骗的加强引导下，这些社会失业人群纷纷加入了军队，并在经过极短时间的训练之后，被送上了战场。也就是登陆上海的日本关东军各师团，这些师团的军人有些甚至没有系统接受过职业军人所需的所有训练，可以说他们中很多人并不具备职业军人所该有的素质，虽然他们中也并不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影片中的角川正雄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团体中的人物。

　　日本军人为何会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

　　人类历史从父系社会以来就从来没有远离过战争与屠杀，而南京大屠杀是现代战争中非常罪恶的一幕。

　　南京大屠杀这场人类现代史上的灾难发生的原因，甚至用“极端右翼行径”来概括都不足够。

　　东方传统式的战争思维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极端的表现，部分原因是因为二战时的日本仍然是君主集权制国家，国教是神化君主以及大和民族的“神道教”，认为日本君主是“天照大神”——太阳的象征，同时也是“神道教”中的最高神灵的直裔后代，而大和民族都是太阳的子民，并仍旧宣扬着典型的封建时期的“武士道”“忠君报国”之类的思想，在精神上对国民们进行着洗脑和控制。

　　许多中下层军官为了光宗耀祖，拿着家传的日本刀进行着古代式的嗜血屠杀，为了鼓舞国内民心，当时的日本媒体在极端的政治管制下，顺应着当时日本人传统的“尚武”精神在国内进行着夸大报道，比如：百人斩比赛中的杀害者都是在战斗中的敌方军人，并且在数字上进行了夸大。而在现代战争中，冷兵器在正面战场上基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事实是，当时的中下层军官们流行风气是用祖传宝刀斩首已失去武器和作战能力的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有的甚至杀害儿童来凑数量！

　　在古代，人类确实存在有杀人祭祖、杀人祭刀的陋习，认为祖先或者刀剑是有灵魂的，而这些灵魂会因为嗜血而获得满足，并带给杀人者荣耀，使其获得一种自我满足感和自我优越感。

　　而当时日军侵占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是敌方的领土，他们以为自己征服了这里，以极强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成为了这里的主人，认为可以主宰这里的一切，包括这里的所有生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场战争从骨子里透露出来古代战争的思维模式。影片中的角川正雄最后正是因为在心理上与其他战友们产生了抵触，最终感觉到活着比死亡更艰难，所以最终选择了自杀。

　　灾难缔造者留下的思维和文化尚未逝去

　　到如今，日本政府虽然公开承认了南京大屠杀这个事实，但却从未有过政府行为的公开忏悔。

　　日本民间普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态度，使得大部分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而听说过这件事的日本人大多也对此事持有怀疑态度，并不相信一向以礼貌谨慎著称的日本人会做出那些反人类常态的行为。这跟日本政府不愿公开和淡化此次屠杀事件的态度有着极大的关联。

　　一些二战的主要战犯仍被供奉在象征日本的靖国神社里，天皇仍然是这个国家的象征！这些灾难背后的缔造者们，那些缔造者们遗留下来的思维和文化，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逝去。

　　许多当年的杀人狂，强奸犯，虐待狂正在结束着他们的晚年，他们中有些人在忏悔，更多的人并没有內疚和后悔的意思，并将他们的“忠君报国”，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主人与奴隶的思维灌输给了下一代。当今日本右翼分子或传统东方式右翼思维的人并不少，他们中很多是黑社会成员，在日本政坛上也有很多右翼保守派政客，他们的背景很多跟黑社会组织有关联，阻扰着日本人民认清历史真相的就是这群右翼政客！

　　日本保守派右翼盲目排斥着一切对他们不利的历史事实。

　　南京大屠杀是每一个中国人心头放不下的沉重记忆。张纯如在《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中，“对二战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做了果敢的回顾”。

　　陆川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中国人群情激昂和对日军士兵主观片面的描绘。通过对日军侵占南京期间中日双方人物的人性化描绘，使人们更逼真地感受到了这次事件中的每一位中国人不能承受之痛。

　　陆川对南京大屠杀的理智分析和对战争人性化的思考，这种态度是非常可贵。全世界应该都来努力，用理智替代盲目和狂热的愚昧，用人性的光辉去寻找探究那些黑暗深处的根源，从而确保不再重蹈这样的人类历史悲剧，让和平永驻人间。

　　(作者系书评人)

　　编辑手札

　　人性的天平

　　近日，陆川执导的电影《南京！南京！》在全国上映，取材于德国人约翰·拉贝作品的同名电影《拉贝日记》也即将于本月29日公映。在这个人间四月天，我们的心绪被被两部电影带回到1937年的南京之殇。

　　以何种态度和历史观去面对我们民族集体回忆中这72年来最深切的巨大伤口，也许是我们在直面那段史实时最矛盾的心态。仇恨还是释怀，是我们内心最微妙的挣扎。

　　历史的真实往往令人惊诧。在相当长时间里，1937年的南京这座生死之城中所发生的屠戮，在“二战”史上是被忽略与遮蔽的。1996年12月，在美国纽约的南京大屠杀纪念大会上，德国人约翰·拉贝的孙女赖因哈特女士将2000多页的《拉贝日记》副本首次向外界公开，引发轰动，成为南京大屠杀最重要、最详实的史料之一。

　　1968年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 《南京浩劫——— 被遗忘的大屠杀》，让欧美世界真实地认识了发生在中国的那段历史，在此之前，关于“南京大屠杀”，在美国的历史书上是一片空白。

　　在这个意义上，陆川四年磨一剑，《南京！南京！》的拍摄为我们解读那段特殊的历史添加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部电影不仅拍给中国人看，更应该是拍给世界来看的。

　　张纯如说，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大屠杀。这场浩劫对人性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人性的天平上，一头高高翘起，承载着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爱与悲欢，一头重重压下，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罄竹难书。在沦为人间地狱的南京的死寂与阴霾中，闪现的大爱火光令人心生出些许温暖。

　　一位特殊的德国人拉贝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建立了388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住宅成为南京安全区25个难民收容所之一，保护了600多位难民免遭侵华日军杀害。说拉贝特殊，是因为他有着双重身份：德国西门子电器公司的中国代表，希特勒的纳粹党徒。

　　纳粹这一不光彩的印记没有妨碍拉贝成为英雄。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后立即四处公开演讲、播放纪录片揭露日军暴行。他甚至还曾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希望德国政府出面对日本施加压力。但这个报告当时没有公开。历史的巧合之处在于，他的《拉贝日记》却因了张纯如的寻访而公之于世。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一个难以跳出的怪圈。战争带给人们的是饥饿、贫困、死亡、仇恨，而和平却给人们带来生机和希望。至今，在日本政坛的某些角落，我们依然能够听到高亢而狂热的民族主义大合唱。日本的“二战”主要战犯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接受日本首相官员的“参拜”。日本政府的民族主义势力有两种特性，强调日本民族的纯粹性和优越性；沉湎于日本帝国主义时代的“赫赫战功”，为战争的罪恶翻案，为铁定的历史事实寻找高尚的理由。而日本民间对待民族主义反而更加理性客观。 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