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禹

　　1937年那个冬天，30万国破之民在南京城下引颈受戮。30万人等死，还示好得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在72年后，再追加上一个奋力示好的陆川，以及他的N多拥趸？

　　后人皆知，汪精卫是那个时代里的“天下第一汉奸”。但其时其人，并不以为自己是什么“汉奸”，而是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在救国。这位汪先生的逻辑是：战争就是暴力，暴力横行就难免涂炭生灵，所以，无论你国军共军，和日本人硬碰硬是绝对不行的，我泱泱华夏子民要用自己的理性来唤醒日本人的理性，从而挽国家于既倒。

　　汪的失败和遭唾，已有定论。和之前在黄浦江畔的血战相比，南京，虽然也偶有对侵略者的血性噬咬，但终归是一座不抵抗之城。这足够向那兽性大发的军队示弱、示好、示理性了吧？然而，有用吗？

　　汪已身为历史渣滓，但汪氏的逻辑，却有着比余则成还深厚的潜伏功力，与时俱进，老树新芽。说陆川就是这样一株新芽，未免太不厚道。他和他的团队为《南京！南京！》付出的心血、泪水和态度，都值得尊重。然而，他一边严肃着，却一边落入了泛谈人性的思想俗套；他一边深刻着，却一边操起了太过天真的历史逻辑。

　　《南京！南京！》不吝胶片与时间，塑造了本性善良的日本兵角川，优美而凄婉的日籍慰安妇，并庄重且炫耀地展示了那场日军祭祀。它把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叙，扭曲为一首人性被战争摧残的挽歌。这相当的文艺，相当的全球化，却也相当的幼稚，相当的小知识分子化。“70后”陆川敢碰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其实值得嘉许。他的艺术创作本来已走上了前门大街这条通衢，却一不留神，还是犯了文艺青年的老毛病，于是一抹身，拐进了全北京最窄之一的钱市胡同，且还是条死胡同。

　　全世界都不乏这样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将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简单地归结为，用他们的语境则是“升华为”、“深刻为”———人性与非人性的矛盾。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同志不同意他们这种论调，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先生也不会同意。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力量，从来都是取自国家间，民族间，正义与非正义间，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间，等等。之于1937年的中国南京，那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矛盾。这矛盾制造了屠杀，也焕发了随后的8年血战。

　　那样的矛盾，是彼时无法靠汪精卫们的糊涂逻辑来抹稀泥的。今天，对那段历史真相的彻底认知，也不可能靠人性本善、人性大同，抑或共同反战这样的超国家、超民族意识来弥合。然而，小知识分子们却天真地认为，南京城里所有的个体，无论中国妓女还是日本军士，既然都被我划入了战争的受害者，那么我主动展现了你侵略者的善良一面，这足以打动东海那一边，那70多年来冷若坚冰的对屠杀史实的否认与忽视了吧？

　　这样的小知识分子一旦入行做了电影导演，他就会择机拿起执导筒，比侵略者的后代还起劲地挖掘侵略者的善良本性，以此对漠视历史者婉转示好，不惜以扭曲历史和艺术夸张为代价，试图达成投桃报李的21世纪和谐新曲。

　　21世纪，是要讲究和睦。中日两个民族，也需要和睦。但和睦，不是靠一厢情愿的苍白示好来换取的，不是靠对历史真相的模糊处理来换取的，不是靠轻松地否定国家立场、忽视民族情感来换取的。尤其是面对南京大屠杀这样我们民族记忆里剜肉般的一处创伤———在我们偶尔为它拍一部电影的时候，在这场剥夺了30万人的生命、而侵略者历经70年仍不肯正视的屠杀面前，一个有正确历史观和现实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格外珍惜自己手里的话语权。文艺青年陆川为拍《南京！南京！》用了很大力气，但他在该用力的地方惜墨如金，在不该用力的地方用力过度。

　　这绝非艺术手法上的得失。而是陆川这一代年轻艺术家仍欠缺历史教育、仍难堪民族大任的尴尬写照。

　　□杨禹(北京 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