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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周立波为啥“介红”?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20日12:58  新民周刊

  两台演出,都是以上海作对象,用感激和痛爱的方式,有质感地谈论自己的城市,它的特征,它的荒诞,它的苦难,以及它的自强、自尊和自信。

  撰稿·李天纲

  “周立波为啥介红?”大家都问这个问题。5月14日,去“美琪”看过《笑侃大上海》,和观众一起笑过想过,理解了这一点。“海派清口”,确实不是一般滑稽,是“非常滑稽”,是一种新戏。这种“新戏”,在形式上和什么节目比较接近呢?最开始想起的,居然是美国CBS深夜档王牌电视节目Late Show with David Letterman(香港亚视翻译成“大卫拿擦骚”),一个人在那里“脱口秀”,也是拿了一张纸头,写写画画,冷面滑稽地谈生活,谈社会,谈政治。不同的是,大卫是坐着的,请嘉宾,有乐师,波波则是在舞台上上蹿下跳。

  我认为,滑稽戏形式上的创新,并不是“海派清口”走红的原因。滑稽戏遭遇观众危机以来,方寸大乱,演员们在形式上的创新已经难以计数。实话实说,近年的滑稽戏,从形式到内容,哭哭笑笑,哇里哇啦,真的不忍卒睹。为什么就在同行们在荧屏上“俗到根”的时候,周立波孤胆挺进,杀回剧场,一人顶起了“海派清口”的演出,取得了意外成功呢?我认为表演形式不重要,是周立波在表现内容、观众驾驭和思想境界上,确实有过人之处。

  滑稽演员总是把自己定位在“俗”,这是“滑稽”的本性,没有人反对。人食五谷,七情六欲,大半都是“俗”,为何要反对呢?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俗”?有时候,演员未必比广大观众更加明白。社会分层,观众变动,一旦被现成的“票房”和“收视率”牵牢鼻头,掉进陷阱出不来,只能和这一群特定的观众长相厮守,结为一个“衰变共同体”,直到大家都自然消失为止。受“二人转”和“小品”的冲击,现在很多演员都喜欢放低自己的姿态,用作贱自己的方式,取悦观众。根据我的体会,上海人,即使到了我们这一代,内心里面其实不太能接受“恶形恶状”的表演。不说过去全盛时代的京剧、昆剧、话剧,是被有钱、有闲、有知识的人追捧,就是历来的越剧、沪剧、淮剧、锡剧、弹词、说唱,包括滑稽戏,俗虽是俗,弄堂大众都学着唱,却都善良、健康、向上。“俗”,不是脏兮兮的。20世纪以来,上海真的是“新文化”的“文明天下”,舞台上很少有北方民间演出中那样裸露的“黄段子”。一般上海市民中早就有一个词:“恶俗”,把那些不上台面的说话,归在其中。

  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和《笑侃大上海》这两台演出,相当干净,一点不脏。他不作贱自己的形体,不污染自己的语言,不故意把自己的姿态调到比观众更低的水平,不是让观众看比自己更低的同类,获得心理上的瞬间满足。观众的高姿态,不靠着演员用更低俗的姿态来衬托,靠演出中达到的剧场效果来提升。波波舞台上的样子很挺括,鞠躬的时候,特意请观众注意他“头势清爽”。确实,不猥琐,不拖泥带水,非常有“台型”,讲“派头”,是所谓“海派”的“派头”,观众都说:“给上海人面子了。”上海人“讲派头”,常常是说“要面子”,有点虚张声势的意思。但是,“讲派头”总归比“耍无赖”好。“讲派头”,至少能够维持一个人的表面的“尊严”,让人对文明社会持有信心。坦白地说,看今年“春晚”的赵本山小沈阳,我也笑了,和大家一样。问题在笑过以后,觉得自己好生无聊。前部长作家要我们细想“调情”背后的“文化”含义,我“格义”很久,脑子里留下的,仍然是一个被“丑陋化”的“农民”,和“妖魔化”的“苏格兰”形象。“低姿态”的“俗”,降低了文明标准,捅漏了价值底线,我不知道有多少比例的观众,在走出剧场之后,还真的觉得那种作贱自己,混淆是非的“调情”般的“情调”是有意思的。

  周立波的两台演出,也模仿了很多上海社会上的不良言行,比如《三十年》里的“打桩模子”,比如《大上海》里的“酱油朋友”,是最出彩、赢得掌声最多的两个段子。周立波在模仿之前,非常明确地告诉观众,下面是“周立波扮演的周立波,和正常的周立波没啥关系”,于是,他就邀请观众一起来嘲笑“打桩模子”、“酱油朋友”。说到“酱油朋友”往酱油里掺水,造假致富,开车又不守交通规则,背只书包冒充安全带。周立波是鲜明地亮出自己态度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这样龌龊,是有原罪的。”乖乖,这个问题,是最热门的时事啊,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都回避谈论,只有《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上偶尔提到。周立波这时候的姿态是非常高的,是高于台下那些白领、商人、职员、公务员身份观众的。但是,正是这一段得到了观众最多的掌声。这个时候,我感到波波确实是有点“派头”的。

  二十五年前,我们一群人讨论“海派文化”时,“海派”还是个骂人的负面词汇。当时我们是取了鲁迅“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论断,来分析“京派”、“海派”的优劣长短。和“京派”之“雅文化”相比,“海派”当然就是“俗文化”了。但是,我一直有另外一点看法,我认为“海派”是发生于近代中国最大都市里面的“市民文化”,在1930年代达到了“黄金时代”。如果顺其自然,发展下去,超越“海派”,它就会比靠宫廷、官僚和士大夫支撑的“京派”更有生命力,更健康,甚至更“高雅”。可惜,中国的“市民文化”,在1950年代以后就被“革命文化”打断了。最近二十年的城市化,大量的“农民”转为“市民”,“市民文化”到处出现,“海派”的某些现象也普及到全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和全国流行的“市民文化”,还不如当年“海派”之“俗”得可爱,“俗”得健康。当年作为都市“新文化”流行的“海派”,并不都是“小市民”。相反,“海派”相当大气。机关布景,古今中外,时事政治,全在舞台上,大气磅礴。

  滑稽戏,前身是1910年代出现的“文明戏”,1930年代演变为“独角戏”。不查历史,不会知道:20世纪初期上海福州路、南京路舞台上所有的演出,都相当地“讲政治”、“谈时事”。

  文明戏《杨乃武与小白菜》,现在被演绎成一出苦情戏,其实当初是“时事剧”,是在上海租界里揭发出来的冤案,利用江南民众厌恶清朝昏庸统治的情绪,宣传反清革命的。文明戏还有很多剧目,都是从时事新闻里脱胎而来的政治作品。辛亥革命前后,上海马路宣传中出现了一种“活报剧”,专门演出最近发生的时事新闻,我怀疑其实应该记写成“活宝剧”,上海人昵称身边的滑稽人物为“活宝”。例如:周立波的绰号就是“上海活宝”。

  “上海活宝”周立波在兰心、美琪走红,走的就是“活报”路子,清新脱俗之外,敢于触及时事,大胆放言。两台演出,都是以上海作对象,用感激和痛爱的方式,有质感地谈论自己的城市,它的特征,它的荒诞,它的苦难,以及它的自强、自尊和自信。他把上海人的生活,忽而拉到身边,忽而放进历史,甚至还尝试用一些文、史、哲的知识去理解它,如他提到了“开埠”,提到了“赫德”,还详细描述了“文革”的个人经历。虽然不尽准确,但他的真诚,震慑了观众:“哇!居然有点教授的派头。”

  周立波为啥“介红”?原因有种种,我想有一点可以肯定:“恶俗”是不行的,周立波懂得怎样去“俗”。尊重观众的生活经验,正视自己的政治态度,说大家都相信的话,用干净的语言说话,这不是“高雅”,只是“通俗”。演员要表演丑陋,更要鞭笞丑陋,不能欣赏丑陋。周立波“海派清口”的成功,证明我们的城市文化完全可以向上发展,更宽容,更多元,更开放。话题更多,思想更解放,方式更多样。我们的娱乐生活,也会像Late Show with David那样,即使面对并不轻松的政治,人们也可以取一种轻松、活泼、健康、幽默的态度——“滑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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