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演出，都是以上海作对象，用感激和痛爱的方式，有质感地谈论自己的城市，它的特征，它的荒诞，它的苦难，以及它的自强、自尊和自信。

　　撰稿·李天纲

　　“周立波为啥介红？”大家都问这个问题。5月14日，去“美琪”看过《笑侃大上海》，和观众一起笑过想过，理解了这一点。“海派清口”，确实不是一般滑稽，是“非常滑稽”，是一种新戏。这种“新戏”，在形式上和什么节目比较接近呢？最开始想起的，居然是美国CBS深夜档王牌电视节目Late Show with David Letterman(香港亚视翻译成“大卫拿擦骚”)，一个人在那里“脱口秀”，也是拿了一张纸头，写写画画，冷面滑稽地谈生活，谈社会，谈政治。不同的是，大卫是坐着的，请嘉宾，有乐师，波波则是在舞台上上蹿下跳。

　　我认为，滑稽戏形式上的创新，并不是“海派清口”走红的原因。滑稽戏遭遇观众危机以来，方寸大乱，演员们在形式上的创新已经难以计数。实话实说，近年的滑稽戏，从形式到内容，哭哭笑笑，哇里哇啦，真的不忍卒睹。为什么就在同行们在荧屏上“俗到根”的时候，周立波孤胆挺进，杀回剧场，一人顶起了“海派清口”的演出，取得了意外成功呢？我认为表演形式不重要，是周立波在表现内容、观众驾驭和思想境界上，确实有过人之处。

　　滑稽演员总是把自己定位在“俗”，这是“滑稽”的本性，没有人反对。人食五谷，七情六欲，大半都是“俗”，为何要反对呢？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俗”？有时候，演员未必比广大观众更加明白。社会分层，观众变动，一旦被现成的“票房”和“收视率”牵牢鼻头，掉进陷阱出不来，只能和这一群特定的观众长相厮守，结为一个“衰变共同体”，直到大家都自然消失为止。受“二人转”和“小品”的冲击，现在很多演员都喜欢放低自己的姿态，用作贱自己的方式，取悦观众。根据我的体会，上海人，即使到了我们这一代，内心里面其实不太能接受“恶形恶状”的表演。不说过去全盛时代的京剧、昆剧、话剧，是被有钱、有闲、有知识的人追捧，就是历来的越剧、沪剧、淮剧、锡剧、弹词、说唱，包括滑稽戏，俗虽是俗，弄堂大众都学着唱，却都善良、健康、向上。“俗”，不是脏兮兮的。20世纪以来，上海真的是“新文化”的“文明天下”，舞台上很少有北方民间演出中那样裸露的“黄段子”。一般上海市民中早就有一个词：“恶俗”，把那些不上台面的说话，归在其中。

　　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和《笑侃大上海》这两台演出，相当干净，一点不脏。他不作贱自己的形体，不污染自己的语言，不故意把自己的姿态调到比观众更低的水平，不是让观众看比自己更低的同类，获得心理上的瞬间满足。观众的高姿态，不靠着演员用更低俗的姿态来衬托，靠演出中达到的剧场效果来提升。波波舞台上的样子很挺括，鞠躬的时候，特意请观众注意他“头势清爽”。确实，不猥琐，不拖泥带水，非常有“台型”，讲“派头”，是所谓“海派”的“派头”，观众都说：“给上海人面子了。”上海人“讲派头”，常常是说“要面子”，有点虚张声势的意思。但是，“讲派头”总归比“耍无赖”好。“讲派头”，至少能够维持一个人的表面的“尊严”，让人对文明社会持有信心。坦白地说，看今年“春晚”的赵本山、小沈阳，我也笑了，和大家一样。问题在笑过以后，觉得自己好生无聊。前部长作家要我们细想“调情”背后的“文化”含义，我“格义”很久，脑子里留下的，仍然是一个被“丑陋化”的“农民”，和“妖魔化”的“苏格兰”形象。“低姿态”的“俗”，降低了文明标准，捅漏了价值底线，我不知道有多少比例的观众，在走出剧场之后，还真的觉得那种作贱自己，混淆是非的“调情”般的“情调”是有意思的。

　　周立波的两台演出，也模仿了很多上海社会上的不良言行，比如《三十年》里的“打桩模子”，比如《大上海》里的“酱油朋友”，是最出彩、赢得掌声最多的两个段子。周立波在模仿之前，非常明确地告诉观众，下面是“周立波扮演的周立波，和正常的周立波没啥关系”，于是，他就邀请观众一起来嘲笑“打桩模子”、“酱油朋友”。说到“酱油朋友”往酱油里掺水，造假致富，开车又不守交通规则，背只书包冒充安全带。周立波是鲜明地亮出自己态度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这样龌龊，是有原罪的。”乖乖，这个问题，是最热门的时事啊，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都回避谈论，只有《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上偶尔提到。周立波这时候的姿态是非常高的，是高于台下那些白领、商人、职员、公务员身份观众的。但是，正是这一段得到了观众最多的掌声。这个时候，我感到波波确实是有点“派头”的。

　　二十五年前，我们一群人讨论“海派文化”时，“海派”还是个骂人的负面词汇。当时我们是取了鲁迅“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论断，来分析“京派”、“海派”的优劣长短。和“京派”之“雅文化”相比，“海派”当然就是“俗文化”了。但是，我一直有另外一点看法，我认为“海派”是发生于近代中国最大都市里面的“市民文化”，在1930年代达到了“黄金时代”。如果顺其自然，发展下去，超越“海派”，它就会比靠宫廷、官僚和士大夫支撑的“京派”更有生命力，更健康，甚至更“高雅”。可惜，中国的“市民文化”，在1950年代以后就被“革命文化”打断了。最近二十年的城市化，大量的“农民”转为“市民”，“市民文化”到处出现，“海派”的某些现象也普及到全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和全国流行的“市民文化”，还不如当年“海派”之“俗”得可爱，“俗”得健康。当年作为都市“新文化”流行的“海派”，并不都是“小市民”。相反，“海派”相当大气。机关布景，古今中外，时事政治，全在舞台上，大气磅礴。

　　滑稽戏，前身是1910年代出现的“文明戏”，1930年代演变为“独角戏”。不查历史，不会知道：20世纪初期上海福州路、南京路舞台上所有的演出，都相当地“讲政治”、“谈时事”。

　　文明戏《杨乃武与小白菜》，现在被演绎成一出苦情戏，其实当初是“时事剧”，是在上海租界里揭发出来的冤案，利用江南民众厌恶清朝昏庸统治的情绪，宣传反清革命的。文明戏还有很多剧目，都是从时事新闻里脱胎而来的政治作品。辛亥革命前后，上海马路宣传中出现了一种“活报剧”，专门演出最近发生的时事新闻，我怀疑其实应该记写成“活宝剧”，上海人昵称身边的滑稽人物为“活宝”。例如：周立波的绰号就是“上海活宝”。

　　“上海活宝”周立波在兰心、美琪走红，走的就是“活报”路子，清新脱俗之外，敢于触及时事，大胆放言。两台演出，都是以上海作对象，用感激和痛爱的方式，有质感地谈论自己的城市，它的特征，它的荒诞，它的苦难，以及它的自强、自尊和自信。他把上海人的生活，忽而拉到身边，忽而放进历史，甚至还尝试用一些文、史、哲的知识去理解它，如他提到了“开埠”，提到了“赫德”，还详细描述了“文革”的个人经历。虽然不尽准确，但他的真诚，震慑了观众：“哇！居然有点教授的派头。”

　　周立波为啥“介红”？原因有种种，我想有一点可以肯定：“恶俗”是不行的，周立波懂得怎样去“俗”。尊重观众的生活经验，正视自己的政治态度，说大家都相信的话，用干净的语言说话，这不是“高雅”，只是“通俗”。演员要表演丑陋，更要鞭笞丑陋，不能欣赏丑陋。周立波“海派清口”的成功，证明我们的城市文化完全可以向上发展，更宽容，更多元，更开放。话题更多，思想更解放，方式更多样。我们的娱乐生活，也会像Late Show with David那样，即使面对并不轻松的政治，人们也可以取一种轻松、活泼、健康、幽默的态度——“滑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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