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节：艺术与票房 跨越还是骑墙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闭幕式的红毯秀，汇集了300多中外电影人。投资人、导演、编剧和演员，他们在红地毯上彼此携手，却无法掩饰银幕背后艺术与资金的难以兼容。王小帅批评同代导演被票房忽悠得没有了快乐，贾樟柯说有些电影必须商业，宁浩反思“疯狂系列”的猥琐，陆川说时下“特有人文关注的电影”也遭观众骂。
9天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人上演了太多关于市场和理想的冲突，似乎红毯上艺术家和投资人的携手，只能是一场秀。
艺术电影，谁用个性撒娇
“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电影”是今年电影节第一场论坛抛给所有电影人的问题。第五代导演用《一个和八个》、《晚钟》、《黄土地》等影片，在银幕上写下个性签名之后，这个问题已经反复被问了近20年。现在“第五代”多半已经成为国产大片的代表人物。接棒“个性表达”的“第六代”，在“集体文艺”10年之后出现分裂，坚持艺术的说：走市场的没有文化担当；走市场的说：守着艺术的观念太陈旧。清华大学尹鸿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电影应该有个性，电影人可以有艺术家的倔强，但是拿所谓个性撒娇，反而会把观众推出影院。
论坛上，王小帅批评陆川、宁浩等人被票房忽悠得没有了立场，忘记了电影艺术的快乐。此话一出，他成了很多人心目中捍卫银幕艺术理想的英雄。但是票房惨淡，是王小帅和艺术电影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王小帅的《青红》和顾长卫的《孔雀》，在世界电影节获得一致好评，似乎有了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的首肯，也足以吸引国内观众。不想《孔雀》在上海放映时反响一般，记者观摩的一场，除了记者，观众不足10人。《青红》境遇相仿，上映时恰逢《星球大战》，影评人不忍比较两者的票房，而以“《青红》票房直追《孔雀》”为题，足见电影评论面对文艺片难兄难弟的无奈。
曾经，“第六代”给人一种笼中鸟的印象，仿佛一旦去掉樊笼，他们就能一鸣惊人。但是言之凿凿的书卷理想和说得“有板有眼”的国际运作方式，却在票房实战中惨败。为什么他们的“艺术电影”观众不愿买票？“用电影，你可以讲述个人的故事，但你的故事得和观众有共鸣。”导演宁瀛这样对记者说。票房不仅仅是商业指标，也是观众对你的认可和呼应。“有的导演把自我表达的概念变得非常狭隘，关注的主题或是表达的方式，成了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导演曹保平也在北京电影学院做教师。他眼中的某些艺术片已经成为空中楼阁：“‘文艺片’三个字有可能会变成幌子。因为有标准，有技术要求，很多人逃避某些类型片。学校里收上来的作业99%是‘文艺电影’，没有关乎市场的技术，只有个人表达中貌似有思考、有高度的说辞。”
商业大片，谁在围城进出
获得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杰出电影艺术贡献奖”的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在国际影坛有“文艺电影女王”之称，演过60部电影，却几乎没有和好莱坞合作的记录。凭借艺术电影，她依旧是票房的常青树。于佩尔说：“商业大片还是文艺电影，在我看来只有好电影、好故事。”电影节上展映的希区柯克作品令人瞩目的票房也传达出一种声音：艺术与票房兼而有之的通道是存在的。优秀的商业电影也可以很文艺。不过也有评论家认为，在时下的中国电影市场，“票房围城”悄然改变着导演的选择，搞艺术的和赚大钱的在这“围城”内外的厮杀“刀光剑影”，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观众群的期待，影响了对电影的理想与信念。
几年前曾有人夸贾樟柯只拍文艺片不容易，电影节上却传出他要和杜琪峰合作拍摄武侠片《在清朝》的消息。贾樟柯说：“不管是艺术还是商业，导演自己有感觉最重要。”虽然贾樟柯是跟着感觉走，但是外界揣测他的转型和票房不无关系。此前160万元票房的《24城记》，是贾樟柯和国产“文艺片”的票房记录。而和他同时以“文艺片”起家的陆川等电影人已经通过商业大制作跻身“亿元票房俱乐部”。和贾樟柯“从商”相反，“亿元票房俱乐部”中的宁浩却打算扔掉市场反响很好的“疯狂系列”。宁浩是电影节上的红人，论坛、圆桌讲座、见面会都少不了。台上，大家要他说说小成本撬动大票房的经验；台下，他自己嘀咕说要变一变。他把别人看来最为成功的“疯狂系列”形容成“猥琐”。“我受不了了。‘疯狂系列’总是去关注人性中猥琐的一面，然后制造笑料。人总得有变化和进步，尝试往前走总比原地踏步强。”
“我们或许只能指望那些投身电影的个人，对电影还存有些许的真诚，但又不要过于真诚了，到冯小刚那种程度就刚刚好。”有人曾这样评论商业大片的“票房围城”。在票房和理想之间游走，很多电影人选择骑墙。“缺的不是文艺片，而是好的商业电影。”上大影视学院教授石川说。《音乐之声》、《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黑客帝国》，电影史上留下名字的几乎都是叫好叫座的影片，没有人去划分它们是文艺还是商业，因为它们并不骑墙，而是做到了跨域。
本报记者 王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