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静

　　“徐峥也是属于自视比较高的演员，当然他也有这种资本。他心里还是在用艺术标准衡量自己，也希望别人看到的不只是他在影视剧里的那些表现。为人呢，有一点小小的狡黠，倒是和他演的角色特别像。”

　　陶虹这么评价她的丈夫徐峥：“他让我感到骄傲！尽管他有年龄和外形等局限性，但是他的演技让我很佩服，在中国应该是数一数二的男演员。”这个评语当然掺杂有感情因素，但被人们固执地划归为喜剧演员的徐峥的确有被低估的一面，因为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他在上海人艺的本职工作——话剧表演。而我，见到过这一幕。几年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来北京演出，徐铮和另外两个男演员献上了一台法国剧作家的《艺术》。北京跑文艺口的记者和北京文化人一样眼界很高，但那次一个话剧记者对我说：“这是我这几年来看到的最好的话剧。”那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舞台表演的魅力。

　　台上统共3个人，不但撑满了整个剧场，也撑满了所有观众的情绪。回忆起那一刻，徐峥的反应是：“那个戏是因为剧本太好了。到剧本真正好了之后，你就觉得自己其实在表演上还差得很远，真的。演那种戏就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会觉得自己演得还很不够。”可同一时间同样的剧本，另一批演员也在北京演出，效果却完全不同。

　　有一位采访过他的记者说：“徐峥也是属于自视比较高的演员，当然他也有这种资本。他心里还是在用艺术标准衡量自己，也希望别人看到的不只是他在影视剧里的那些表现。为人呢，有一点小小的狡黠，倒是和他演的角色特别像。”

　　和徐峥谈话会有这样的感觉：他很少把话题停留在个人经历上，而是很快跳跃到业务讨论和他对某些话题的思考，包括和他谈论他主演和监制的新作《夜店》，让他想起的也是喜剧电影创作的现状。

　　《夜店》是一位从没拍过电影的“80后”导演的作品，徐峥帮助他找到了300万元的投资，这个资金比《疯狂的石头》还低，用徐峥的话就是“不能再低了”。“一个新导演他想自己拍电影，应该写一个什么样的剧本，是可以在较低的成本下自己可操作的，有一定的目标观众群，同时还是可以上映的商业片。这是一个把这几个因素放到一起想后写出来的剧本。”《夜店》的故事浓缩在一个小小的超市，完全没有外景，没有大牌演员，机器用比胶片便宜许多的高清，类似韩国的《加油站袭击事件》的爆笑类型片，直奔年轻观众而去。

　　某个夜晚，彩民何三水带着表弟来到汪汪超市砸场子，因为黑心的老板娘把他的彩票号码填错却不肯认账，导致他的9500元奖金泡汤。但何三水是个是非分明的男人，他决定，他要光明正大地留在超市里，把货物卖出去凑够属于自己的钱。他把两个营业员绑架关在厕所里，自己当起了收银员。表弟贪吃的食品他都记上账，从自己那份里扣除。而这时，又出现了一位大盗，他曾把抢来的巨钻藏在了超市，双方于是混战起来……

　　这部在去年春节用20天拍完的电影没有深刻的母题，如果非说有，那就是人人实现了梦想。中影公司预计它能有10倍于投资的票房，但作为监制的徐峥参加完上海电影节后，却有了心事：“上海电影节给我的一个整体感觉是，国产电影一下子变得那么多，我感觉所有人都开始拍电影了。因为大家看到有这个市场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整体面貌上都不一样了。中国电影想往市场化方向走，需要出现很多不同的类型片，在这些类型片中，喜剧可能从目前看有它走捷径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是成本可以比较低一点，另一个它可以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所以你看从《疯狂的石头》开始，就有了大量的喜剧片。但我觉得，随着市场的成熟和发展，光有喜剧片这个类型应该是不够的，观众需要看各种各样的电影。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这次上海电影节之后，低成本的电影开始变得越来越难做了。在以前，我觉得可能就是从《英雄》、《无极》，到《夜宴》，这一系列大片把整个市场带动起来了，但是从电影的素质本身来讲，还不能完全满足观众的需求。但是，《疯狂的石头》这样的电影出来后，大家趋之若鹜，因为大家好久没有看到一个结构严谨的故事了，我觉得这是宁浩一个特别大的贡献。现在整个市场被带动起来后，大片的故事也开始好起来了，不再那么空架子了。大片故事好看起来后，大片拥有更多的优势，大明星啊大制作啊，好的摄影、视觉效果啊，大幅度的宣传，这时候，低成本的电影怎么办？你在这方面没有优势，那么也许对剧本要求更高，对创意要求也更高了。”

　　参演过《疯狂的石头》后，徐峥接到过不少类似剧本，都是新人新作，基本上都是力图复制《疯狂的石头》的模式。“所以在这时候，对年轻的电影人有更高要求，你要拍什么样的电影，你给观众看什么样的电影，你去做什么样的类型，你怎样去突破那种类型，我觉得以后会越来越难。”

　　徐峥的人生转折点是一个让他有点尴尬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他必须涂上红脸蛋，扎着两根小辫子，很无辜地忽闪着眼睛扮成一只天真可爱的小猪。“如果是现在，我会抗拒。但那时候演，我不会抗拒。”因为在那之前，他几乎没演过什么影视剧。这部很低龄的戏带给徐峥太多东西：知名度、妻子陶虹和不得不被定位成一个喜剧演员。“电视剧的辐射面很广，你拍了一个猪八戒，哎呀，就好几年都是猪八戒。但是这种定位，也挺喜忧参半的。好的是，你演了一个角色然后被大家接受了，不好的是，你好像老是停留在那个角色。”

　　那之后，他被人记住的基本都是喜剧角色，《李卫当官》、《爱情呼叫转移》、“疯狂”系列，还有一大堆所谓的古装轻喜剧。生活中的烦恼是别人认识他之后就会叹气：“哎，你在生活中怎么不是很逗啊，怎么不那么好玩啊？”他略带烦恼地说：“我只能说我在生活中还比较正常，而我演的那些角色好像都不是很正常”。更烦恼的是，古灵精怪的小可爱角色没有办法表达他对生活的理解。

　　另一方面，光头造型也让人把他往喜剧上联想。“因为我有一点秃顶，在学校就留光头，但我又长了一张娃娃脸，这其实就是一种局限。这个局限凑在一起，就是为什么后来开始演喜剧演得比较多了。我看到某些演员，如韩国的宋康昊、日本的役所广司，包括梁朝伟，演什么都行。本身的外形条件，可塑性很强，具有自己的特质和气质，他的角色范围就会很大。”而徐峥的遗憾就是他那张有喜感的脸。

　　他的喜剧之路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了，因为幼年时就长相卡通，他被少年宫选中扮演一个小地主，剧情是和小长工一起参加智力测验。演到六年级，他长大了，也升格成为小地主的爸爸老地主。“把上海所有的少年宫剧场里都给演遍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很自豪，我说我知道上海每个区的少年宫后台长什么样子。”

　　初中在少年宫，高中在青年宫，生活除了上学就是演戏，“高二”时他就到上海人艺演话剧了。“那时候在兰心剧场，每天下了课就跑到后台做作业，做完作业晚上就有一场演出。那时候正是上海话剧最火热的时候，8块钱一张话剧票，每场都爆满，都是谈恋爱的人来看话剧。”

　　他们家住在上海人艺的老宿舍，上学在“人艺”对面，几十年来，他生活的区域都在一个邮政编码里，这种惯性让他即使和妻子经常两地分居，也舍不得离开上海。“我生活局限在小环境里，所以我看到其他演员出来后说以前干过很多事，当工人啊，做生意啊，可我却没有过那种生活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北京，比如吃饭，在上海基本上一桌人一问全是上海人，但在北京很难有一桌全是北京人。但待在北京又总有一点浮躁心，像个名利场，你总在约别人吃饭，似乎很忙碌。”

　　他总觉得自己对于生活的经验太少：“罗伯特·德尼罗演一个拳击手，他就和那个拳击手住了一年，然后用8个月训练自己打拳击，到最后，他已经成为一个专业拳击手了。然后拳击的经纪人说，要不你跟我去打两场比赛吧。然后他真去了，打了7场比赛，4场都是赢的。他们的体验生活不是说演一个角色，就只和你坐在一起聊聊，他们是真的就那么干的。你想他们写剧本的人也是，写一个毒贩子，就跟毒贩子待在一起8个月，跟他生活在一起。他们有体系支撑，他可以说我一年就只拍一部电影，或者两部电影，但是我拍这一部电影，不是奥斯卡就是什么的。因为有这个体系支撑，所以他们演得就比我们专业，我们不可能演到那么好，我们没有那个条件，做不到这一点。”

　　喜剧对他来说是糖衣药片，有苦有甜且管用，他也接受了这个安排。“观众接受每个演员都需要一个点，他们觉得你搁这儿挺合适的，我尽量争取到一些不是喜剧的角色，但我并不排斥喜剧。从我本身性格的角度，我也挺喜欢演喜剧的。”《疯狂的赛车》中，他扮演一个墓地推销经理，口头禅是上海味与港台腔共飞的“有没有？有没有？”

　　徐峥的心愿就是可以用真正的上海话演一出喜剧，而不是被影视剧歪曲了的那种塑料上海普通话。“那是演得不好的北方人去演南方人，寻找到了一种语言感觉，觉得好像是那么演，那是错的，是误导。如果我们拍一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种黑帮片，就应该讲那个时候的上海话，他们讲上海话很酷的。包括滑稽戏，绿杨、杨华生，就他们那些演员在舞台上的那种松弛，他们是有一定境界的。周立波为什么火？因为他贴近生活，从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共同集体记忆，他把这个部分挖掘出来了，他不是停留在从没有来源的东西里去寻找笑料，笑料是要寻找到来源的。”

　　“那种上海普通话的流行和滑稽戏的沦落是因为内部文化的丢失。原先的滑稽戏为什么好看？它有坏人、有黑社会、有地痞、有流氓、有叫花子、有妓女，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它可以去讲各种各样南方的方言，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疯狂的石头》一样，有落地的质感。结果‘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的戏都开始为一个什么去服务，就只能说服务员的服务态度好不好，就变成了一个主题先行了，变成宣传了，就变成滑稽戏里没坏人了，没坏人就丢掉很多本身应有的元素，就觉得不滑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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