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黑色电影》译者徐展雄
大约一年之前,我见到李霄峰,那是为了《达达》;大约一年之后,我写着《达达》,可李霄峰却终于还是要离开上海了。《达达》上映了,可却被堵在上海门外,李霄峰沉重地提着《达达》拷贝横亘在时间的中央,我想,这大概就是荒诞了。
距离使影评成为了一种尴尬的东西。这一年来,我从李霄峰口中,从亮亮口中,得知了太多关于《达达》的事情,于是,当两星期前,当李霄峰那辆对我而言本应闪躲于上海街头的车行驶在长安街上时,他说,顺便把张元这事给办了吧,意思就是还记着我们当初相识的原因,而我说,还是算了吧。我想着自己写影评,做影评节目,一向都是端着,理论的护甲包裹着,冷兵器是对着外;而《达达》呢,我甚至都找不到一个切入点,找不到一个可以安身的保护膜,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达达》太“小”了,“小”得任何宏大的解读都有些不着边际。前些日子,李霄峰自己写了篇文章,回忆年少时的一位女同学,在记忆的撩拨里身体的乖张、放肆、欲望与偏执,我想是《达达》最准确的注脚;而这种故事,在李霄峰的生命中有,在赵野的生命中也有,在所有经历过青春期懵懂和挣扎的男生的生命里都有。《达达》太普通了,普通得早已忘却它原本是一部关于暴力和原谅的电影。
可《达达》本来就不说些什么。赵野是沉默的,达达是沉默的,达达的母亲是沉默的,只有她的继父醉着酒,犯着叽哩咕噜,最终,却也死了,只有误认的亲生母亲喋喋不休,原来,她是神经病了。《达达》更多的是看与行动。赵野不吱一声地盯着达达跳舞,达达不吱一声地离家出走,工厂的机械声淹没了达达母亲的哭声,赵野从景深处走到镜头前,在灯光斑驳处,贼贼地一笑,观众们乐了。
张元说,他们演得就是自己。可他们演得还能是谁呢?对于赵野的寡言,赵野的疯狂,赵野的偏执,赵野偶一为之却犹如华彩般的幽默,我都过于地熟悉了。张元说《达达》是为李昕芸量身定做的,于是,达达在开场的长镜头中肆意地舞蹈;而我总是有私心,想如果这个故事如果能像故事的第二组镜头那般从赵野的视角讲,那该有多好:大热天中窥探的眼神、刺激的流汗,石栏杆阻隔了欲望,却也在缝隙中默默流淌。这大概是所有有关青春期荷尔蒙的电影中最为俗套的段落了吧,可却会因为你知晓某一个人而变得无法简单而又不负责任地述说。在认识李霄峰的一年里,他从戒备到掏心掏肺,我总是无以面对,总是藏着掖着,他的讷于言最终得以爆发,而我的讷于言呢,却越发反衬出自己的懦弱。
如果《达达》的故事发生在真实世界里,那赵野和达达所能遭遇的,肯定是侧目;中国本来就没变过。所幸的是,《达达》是部电影。而在真实的世界里,李霄峰真实地存在着。如果说《达达》只是一部关于青春的叛逆与寻找、身体的骚动与寂落的电影的话,那么,李霄峰比赵野精彩得多。生活比虚构更加荒诞,更加残酷,更加肆无忌惮地被欲望、被理想、被窘迫、被寂寞、被愤怒、被愤怒而又无为的无奈、被寂寞而又不得的无助、被欲望而又失望的无聊、被理想而又怀疑的空无、被窘迫而又不得不生存的讽刺,所裹挟着,要挟着,威胁着,每个人都是个人质,关于此,李霄峰懂得比赵野多,懂得也比我多。
在比认识李霄峰更早的时候,张元为了他的个人摄影展来到了上海,我得以第一次认识和采访张元。张元回到北京,那件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事情便发生了,于是,采访带子压了箱底。后来听李霄峰说,那次在上海,就在那采访的或前或后,他们都在一起。于是,在一年多前,我因为陌生而无法言说《达达》,一年多后,我因为熟悉而无法言说《达达》。我决定,就让那盘带子压着箱底吧。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