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报：《盗版猫》代言的是“拷贝文化”
专栏作家／叶匡政
叶匡政，诗人，学者，文化批评家。关注儒家现代性、现当代史的常识重建。
记得2008年初，陈丹青接受媒体访问时，曾把亚洲整体文化形态定义为“盗版文化”，引发过争论。此后不久，山寨文化又喧嚣一时，有人把它看作是民间与草根精神的崛起，也有人认为它会损害到原创文化的生长。
在刚刚公映的电影《盗版猫》中，导演高艺鑫借其台词，表达的仍是对当下文化形态的看法：“在这个年代，关键是拷贝谁，怎样拷贝，拷贝得怎么样。”果然，电影中的主角孙楠，满头短辫，是黑人嘻哈歌手的中国拷贝。景岗山和周晓鸥饰演的杀手，是电影《黑衣人》和《低俗小说》的混合拷贝。至于恶搞、戏仿经典电影中的桥段，更成为电影的一个主要构成元素，《落水狗》中的聚谈闲扯、《黑客帝国》中的躲子弹、《低俗小说》中的笨杀手等等。总之，电影中的人物虽然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但都有一个我们熟悉的源头。
这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里的一个普遍现象。而这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当中国文化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时，别人漫长的摸索过程，到我们这里便会成为快速的模仿与拷贝过程。
高艺鑫的《盗版猫》和宁浩的《疯狂的赛车》，以及观众普遍反感的葛优的《气喘吁吁》，在气息上都很相近。如果我们一定要给这种电影形态命名，仍能从西方文艺理论中找到来源，那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盛行美国的黑色幽默。
这几部电影都打破了叙事常规，把现实和想象、当下和回忆、严肃与恶搞混合在一起。在看电影时，你一方面会觉得那些反讽的台词好笑，但同时又能体会到一种抑郁和残酷。它们在恶搞中透着严肃，在幽默中带着痛苦，其喜剧中都带着浓浓的悲剧底子。
嘲讽“拷贝文化”，自己的创作手法却仍然是拷贝来的，这就是当代艺术常常要面临的悖论。而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拷贝文化”对理解中国当代文化是一个异常严肃的课题，绝非只是知识产权那么简单，它意味着要对未来的思想与精神法则，有一种更为深入、更整体的思考。我期望《盗版猫》的热映，能带动文化学术界对“拷贝文化”的真正反思，对当代文化来说，没有比这个更为重要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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