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位跷着兰花指的白小年秘书惨叫着被拖进刑房的时候，我暗想：坏了，这电影奔着另一个方向去了。姑且不论这里那里露出的故事破绽，只是从这一刻开始，我所期待的智力较量迅速滑向另一个极端，演变成一场接一场变本加厉的肉体凌虐。

　　一个请君入瓮的陷阱，一条性命交关的情报，一座断了与外界联系的别庄，一个暴露在即的“鬼”，在裘庄这个死局里，人人自危，唯独日本军官武田优势占尽——他不但是坐庄的人，还看了大半的底牌。这原是一场刀锋上脑力与胆魄的角力：被困的“鬼”要送出情报，若能保得自己全身而退则是至幸；鬼子则要捉“鬼”，更要防着情报和消息走漏。这个故事里，密室或者悬疑都是幌子，我们真正好奇的是：大脑皮层上的斗智斗勇如何具象地出现在银幕上；以及，风雨如晦的时代狂潮是怎样穿透了裘庄的砖石，那方寸天地何以成了大时代的微缩胶卷。

　　然而很不巧，我的期待与导演们的意趣分道扬镳了。老鬼心头的百转千回，或者一触即发的局势，不过是银幕上的三言两语。两位导演对观众施加的压力，不在于思维运转，更多的是感官刺激：开场抗日女青年的受刑是个“起兴”，白小年受刑是开始入“正题”，当那位吴大队长血肉模糊的脸部特写赫然出现在画面上时，我几乎下意识地看了四周有没有未成年观众。

　　即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有抗争，就有残酷的牺牲，这是常理，原不该大惊小怪。可问题是，我所看到的酷刑并非叙事里不可分割的必要部分。在白小年被从卧房拖向刑房的一刻，这故事也就泄开了一个口，其后刑讯与故事的主体成了彼此游离的两个部分——对肉身的凌虐，既无关叙事的推进，亦谈不上深化主旨(那要留给主角的遗言来完成)；既无关革命之酷烈，亦谈不上圣徒的殉难。它仅仅是嗜血的展示，一如那位王大队长让人作呕的笑容：凌虐无关结果，只乐在过程中。

　　结尾处，那段缝在旗袍上的遗言足够煽情，可大概是我心如磐石，竟难觉信服。“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这是一个革命者临终的告白，亦是，试图把影片从悬崖边拉回来的企图吧。这一场“裘庄电锯杀人狂”，就在信仰的名义下，被合理化了。

　　本报记者  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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