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赖声川向左 王伟忠向右
赖声川是台湾剧场界的“大佬”，王伟忠则是电视综艺界的“教父”。这两个人在台湾文艺界，都属于跺一跺脚就声震大地的人物。赖声川比王伟忠略长3岁，两人坐在一起，常常会让人有些恍惚，同样是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同样是气度不凡的成功文艺男，甚至同样都是天蝎座，这两个看似有太多相近之处的人，事实上却如此南辕北辙。世家出身、留美归来的赖声川，从头至尾都透着贵族的儒雅气息；而从小在部队大院混大的老兵子弟王伟忠，则是个不折不扣的江湖老大。
在去年底在台北首演的舞台剧《宝岛一村》中，两人终于第一次携手。虽然相熟20年，他们却是第一次在艺术上进行合作。年底，他们现在又打算把这个戏带到大陆。赖声川说，这个戏让我看到了20年前的《暗恋桃花源》；王伟忠则说：“这个戏，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人生。”他们是台湾文艺的双生子。尽管，他们的人生轨迹，从来都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赖声川：
见证台湾剧场的从无到有
成长篇
赖声川的父亲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赖声川本人也出生在华盛顿，他自己说，“12岁之前我受的是美国教育，12岁之后回到台湾，开始接受中文教育。”从小衣食无忧的赖声川，接受的都是书香门第最好的教育。大学时顺理成章地考进辅仁大学外文系，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玩音乐，写小说，参加学校的话剧演出，用外文排演莎士比亚和莫里哀。
他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弥漫着浪漫的小资情调：“当时，有一家咖啡店叫艾迪亚，应该算是当年台北的一个文化中心，很小，坐满了也只是几十人而已，许多年轻人在那儿玩音乐、交谈，便衣警察一来就不敢唱了，台湾那时还是戒严时期，在台北留长发是要被抓起来的。我应该是台湾最早的一批民歌歌手，唱民谣、玩乐器，那时罗大佑专门来听我唱歌，蔡琴还是小孩子，有时候来这边混，还有胡茵梦以及后来的庾澄庆等。”
他就在这个咖啡馆邂逅了自己的妻子，也是和他一起走上戏剧之路的丁乃筝。大学毕业后，两人一起申请到美国留学，并且只申请两个专业，一个是戏剧，一个是文艺创作。对当时许多人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决定，因为那时的台湾是“剧场沙漠”，很少有人有“看戏”的习惯。
但是，家底富足的两个文艺青年坚定地走上了他们认定的道路，在加州柏克利大学攻读了整整5年，赖声川最后获取了博士学位。对于赖声川而言，那5年也许是人生中最艰辛的岁月，因为需要端盘子洗碗当跑堂以打工助学。但他也笑说，那段经历是对他当导演最有帮助的：“我打工的那个餐馆是个五星级中餐厅，有机会观看到很丰富的人性，因为出入的都是有钱人，所谓的‘上流社会’，厨房里面有香港来的，从大陆偷渡出来的，有红卫兵，有台湾留学生，有美国土生土长的，像我这种人是被欺负的，人称过江龙。你是读柏克利研究所的，将来是博士，来餐厅干什么？你要向哪边靠拢，才能生存？”
就是在这么一个小的餐厅，从小生长环境优越的赖声川，才得以认识到丰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派系，认清现实生活中有一些残酷的东西。
1983年，29岁的赖声川选择回到台湾。在他看来，台湾没有剧场业，但这也正是一个机会，他想创造剧场，也创造观众。1984年，他成立了自己的“表演工作坊”，第一部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上演时剧场里只有100多人。到了他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时，这部把中国传统的曲艺相声和舞台剧结合的作品，几乎引起全台湾的轰动。在17年前台湾人口只有2000万的时候，该剧的磁带就卖出了100万盒。赖声川因此被认为使濒于灭绝的台湾相声起死回生。
随后20多年，赖声川又排出了《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如梦之梦》等众多作品，被誉为“台北剧场最闪亮的一颗星”，让戏剧实现了艺术和商业的融合。最近几年，他用自己20多年前的经典《暗恋桃花源》迅速打开了大陆市场，至今已经到上海大剧院演出了5轮之多，每次几乎都一票难求。随后，上海的媒体和观众都开始渐渐地熟悉他，《他没有两个老婆》、《如影随形》，甚至于《宝岛一村》都相继来到上海。
见证着台湾剧场从无到有的发展，虽然赖声川也面临过因为排戏濒临破产的困境。但对于这个充满着理想主义情怀的人而言，实现梦想，足以支撑他一路走来。和早报记者谈起最近国有剧团的转企改革，说起国内戏剧没有市场，赖声川淡淡地发表着自己的感慨。“任何市场都不是本来就存在的，只要你去打拼，市场是一定会有的。”
赖声川的戏总是充满强烈的娱乐性，大部分作品都能让观众从头笑到尾，或许是作为剧场界的开创者之一，他和他的表演工作坊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何让观众走进剧场。但也或许因为相对平坦顺利的人生，赖声川的作品从来没有深刻沉重的命题，总是充满着平和的嬉笑嗔骂和淡淡忧伤，一如他的为人。
赖声川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却又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这让他兼具着西方式的幽默开通和儒家式的温润散淡。生活中的赖声川兴趣广泛，精通星相，闲来无事会给熟悉的朋友算上一卦。和王伟忠的“暴君”作风不同，在排练场，赖声川从不骂人。黄磊、喻恩泰等几乎所有和他合作过的演员，都感叹他是最和气的导演。
而他这种中西合璧的贵族气息，时刻还是会在他的作品中呈现出来。赖声川的戏剧，总是有着一种慢慢流淌出来的文艺气息。尽管，他也常常在这样无关痛痒的忧伤中注入一些对时事和政治的冷嘲热讽。
王伟忠：
底层混大的“混世魔王”
当赖声川从大洋那头的美利坚回到台湾的时候，年幼的王伟忠还在眷村的大榕树下调皮捣蛋。而《宝岛一村》正是王伟忠的成长记忆。
如今熟悉台湾综艺节目的人，没有不知道王伟忠的。这个创意无穷的“电视鬼才”，入行已超过30年。当前最走红的台湾电视综艺节目和明星主持，十之七八都出自他的手笔。他甚至改变了台湾电视的发展轨迹，其中最具独创精神的代表作，当属《2100全民乱讲》等“全民系列”，它开创了台湾独步一时的“政治模仿秀”。这种具有“颠覆意义”的电视节目，连领先全球的美国电视界也要步其后尘。
尽管只是初次见面，王伟忠在饭桌之上信手拈来的几句笑话，就让人见识了“综艺教父”的风范。他说起自己的“政治模仿秀”，随口几句模仿邓小平的四川话，远比周立波的演出要入木三分。他身上有功夫、嘴里说切口、行事作风很“黑道”，看上去很像“练过的”。所有这些，都是他“不走寻常路”成就今天“霸业”的根基。而他身上的这些特质，或许很多都是他从小在眷村成长的经历所赋予的。
《宝岛一村》是王伟忠的成长记忆。他对即将消逝的“眷村文化”如此不舍，或许是对自己童年经历和人生轨迹的依恋。为了记录和挽回，他四处奔走，拍纪录片，支持姐姐出眷村菜系的书，找赖声川排《宝岛一村》，甚至打算把这部舞台剧改编成电影。
谈起眷村的故事，王伟忠滔滔不绝，绘声绘色。甚至一旁的赖声川都笑说，他每次来找我都说这些故事，他太能说了，只是每次说的都是相同的故事。而王伟忠自己也坦言，之所以找来赖声川，是因为自己对这些故事感情太深，他舍不得删，舍不得改，做不了一台戏。
王伟忠毫不忌言自己的出身，“我是个老兵的孩子”。父亲王志刚有一半满族血统，但在国民党军队中却只是个管发动机和卡车的士官长。十八九岁的时候，王志刚跟随大军撤退到台湾，临走前拉上了王伟忠当时还只有十四五岁的妈妈。“我爸当时就和我妈说，我带你去台湾玩一玩，然后我妈就跟着我爸走了。”从此，这个小小的家庭就落户在台湾嘉义眷村“建国二村”，一个有着2000多户人家的“部队大院”。
这就是王伟忠从小出生长大的地方。这是一个五湖四海各地人云集的地方，却也是一个阶级分明的世界。在空军眷村，飞行官住独门独院的大房子，地勤军官较次，军阶最低的士官只能住违章搭建的小房子。在给眷村孩子念书的空军附小，学校分成忠、孝、仁3个班，忠班是飞行官的孩子，孝班是地勤军官的小孩，仁班是士官兵的孩子。王伟忠是当然的仁班生。
“一开始，眷村的人就只是觉得，我们是在这里暂时活着，很多人家里连床都没有铺，直到10年后才开始有床。因为大家觉得，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的。”
虽然生活有些窘迫，但对王伟忠来说，“一个小眷村，可是一种大中国”。眷村里居住了来自南北各省的军眷，空气中飘着各种腔调的国语和方言，村里大榕树下，爸爸们口中的家国大事和妈妈们口中的鸡毛蒜皮，都构成了他童年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也因此，今日的王伟忠说着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可是，四川话、天津腔、东北腔，在他嘴里都变换自如。以至于初识者都以为他是演员出身。
王伟忠身上总是不自觉透着一种霸道的江湖王者风范，作为“教父”，王伟忠在以节目创意著称之外，最知名的特点就是工作严谨的“暴君”。几乎所有的大牌男艺人都被他骂过。一不满意，张口就是三字经。他还有许多骂人的方法，例如“给你三秒钟离开地球”、“一群猪在演戏”、“把他写成哑巴”。他甚至曾让所有的艺人排成一排，挨个骂过来。不过，很“老大”的王伟忠坦言，自己从来不骂女艺人。
而事实上，从小在眷村，他也一直都是领头捣蛋闯祸的主。母亲王孙绍琴经常在暴打一顿后感叹：“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混世魔王来！” 直到今天，他依然会在发布会上显出“混世魔王”的影子。
幸运的是，长大后的“混世魔王”并没有走上黑道，相反，从小练就的善于观察随机应变的能力，使得他在风云变幻的娱乐圈游刃有余。18岁时，王伟忠考上了文化大学新闻系。一个眷村的穷小孩，身上带着全家凑出来的两万块来到台北。在新生训练的前一天晚上，王伟忠在阳明山上的文化大学校园蓦然看到山下台北繁华的灯火，他发誓，“有朝一日，要让山下的万家灯火统统认识我”。
凭借超人的毅力和天赋，王伟忠终于打下了自己的“江山”。而他从小的经历，也让他的节目充满着反抗精神。他在台湾首创了电视综艺节目讽刺时事的前卫风格，他把政治当成娱乐，用插科打诨揭露政治人物丑陋嘴脸，《全民最大党》等一系列政治模仿节目，更是这种精神的颠覆写照。在创造自己影响了整个台湾的娱乐节目“帝国”同时，王伟忠最让人尊敬的是，他始终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文化人的心。
合作篇
“拍拖”两年 一路默契
黑色的紧身T恤，一头花白的头发。满脸笑容，神色间却露出严肃甚至威慑——和记者在一起的王伟忠笑话不断，南腔北调轮番上马，经常不动声色地说上几句，就让满座大笑不止。而相比王伟忠声如洪钟的地道国语，随后匆匆赶到的赖声川说着一口台湾腔的普通话，言语温柔。两人不断互相调侃，俨然老友重逢的样子。只是，王伟忠常常是逗哏的主打角色，而赖声川的捧哏总在含蓄中出彩。
就是这样南辕北辙的两个人，在《宝岛一村》中却开始了人生的一次交集。“这个男人好难追，为了《宝岛一村》这个戏，我追了赖声川整整两年，要说服大师就像撼动黄山。”话一开头，王伟忠就开始向记者们“哭诉”起来。而一旁的赖声川则在旁微笑，“不尽然，不尽然”。
那段时间王伟忠只要逮到机会就开始给赖声川讲眷村的故事，很多故事讲了不下三遍，虽然一次一次地找赖声川恳切长谈，但赖声川却迟迟犹豫而难以开排。“不是我不想排，是因为这个故事太好了，我觉得怎么组织是个难题，没有想清楚之前，我不能答应。我要对伟忠负责、对那代人的历史和生活负责。”
于是一个追、一个拖，就这样过了两年。有一天，赖声川突然灵光一闪，觉得能够将那25个家庭的故事浓缩进三户人家的生活时，他给王伟忠打了电话，他拟了一个详细的大纲给王伟忠，原本以为他会详细修改后再给回复，让赖声川意外的是，拿到手的定稿几乎没有改动。之后的艺术合作一路坦途，两人几乎没有任何分歧。
同样深感默契的王伟忠也感叹：“可能我们两个都算是‘老江湖’吧，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大家都是文化、娱乐领域的行家，对于哪些表现形式能引发观众或哭或笑的反应，心里还是有底的。我作为眷村人，全身心投入，讲述自己的故事，而赖声川则作为一个旁观者，思索着如何在舞台上展现这些故事。我们两人有时难免‘走岔’，但只要一合计马上就能纠正方向，几乎不用太多讨论。”
《宝岛一村》在台湾公演后，反响空前，和同年的电影《海角七号》一样，成为近年来台湾文化界的最大奇观。“很多人拖家带口地来看，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原来眷村的人，但他们都能从中寻找到共鸣。每次谢幕都要半个小时，前一分钟笑得前仰后合，后一分钟就哭得稀里哗啦。”赖声川说起这个戏，很是感慨，他说，这个戏的轰动程度，和剧场里引发的感动，让他想起了20年前的《暗恋桃花源》。而王伟忠则说，首演那天，两个天蝎座的大男人坐在剧场里，不约而同地哭了。
“其实我们认识20多年，互相很了解。”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我是他的粉丝”。虽然，一个从事着大众娱乐，一个从事着大众文化。尽管，性格和经历迥异，但似乎总有一些相同的东西，牵引着他们，让他们走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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