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铭

　　导演罗兰·艾默里奇在《2012》里堆砌的特效，于技术上毋庸置疑。世人经历过、能想象的所有自然灾害都在影片中呈现殆尽，真实感所营造出的视觉上的“好看”在这部灾难片中发挥到了极致，地震、海啸、火山喷发……水深火热的人类几无可逃，如《后天》、《彗星撞地球》等片的大合集。末世的无助感在影片的前半部分被肆意渲染，可又在影片的后半部分被主人公一家的“幸运”逃脱而逐步消解。借助于电脑数码技术，灾难片已经完全可以做到叹为观止，但这种景象重复多了，并不能愈加深入地打动观众，反而变得模式化。等到方舟赫然出现，需要仰视这《星球大战》里才有的庞然大物时，作为灾难片的《2012》其实已经变成了“科幻片”。

　　在灾难片里必须提供的“终极解决方案”上，艾默里奇提供了一个并不新鲜的精英路线，为了撇清《独立日》中过于明显的美式沙文主义，《2012》里刻意强调了所谓的国际合作。然而，我们看到所谓文明的拣选仍无法做到真正的公平，导演没有回避这种不公，却也无法给出解释，最后只得用道德救赎来煽情。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被再次强调，“只有中国人能造出来”， 作为一句字正腔圆的夸赞，也显得有些突兀和生硬。可造船的中国工人们，并未算在被救赎的范围内，还是“走后门”式的自救或是精英们的怜悯才得以逃出生天。如果把《2012》仅仅当作一部好莱坞的商业产品，那中国只是能造出来方舟的“工厂”，“Made in China”还得掏钱来给“自己的方舟”捧场。票房的最终受益者还是出点子的美国人。在影片中决定人类命运的G8会议上，并没有给出中国决策者的镜头，在中国造方舟似乎仅仅是取决于喜马拉雅山在地理上的高度。以小喇嘛、工人大哥和卢燕扮演的老奶奶为代表的中国人，其实和丧生海啸的印度科学家处于同一阶层，他们始终没有被作为抗灾的主体来对待，还是10亿欧元买来的通行证来得保险、踏实。

　　影片为了做“大”，基本涵盖了地球上各国阶层和族裔，然而仔细分析这些稍纵即逝的人物，就会发现除了美国人自己，其他大都是单薄、刻板的形象。尤其是自私的俄罗斯富豪和阿拉伯王公，基本就是美国人对他们的一贯印象，并无改观。即便是梵蒂冈教堂和巴西里约热内卢耶稣雕像的坍塌，也只是宗教上的象征意义，毫无抵御灾难的主动性。即便片长有两个半小时，但导演艾默里奇还是来不及深入地刻画人物。代表美国中产阶级的杰克逊由谁来扮演无所谓，怎么演也无所谓，他可以是约翰·库萨克，也可以是汤姆·克鲁斯或者尼古拉斯·凯奇。作为还算戏份多的主演，库萨克所做的只是从一场灾难跑到另一场灾难里，在汽车、小飞机、大飞机、方舟等各种交通工具里安慰孩子，反正总能利用“最后一分钟法则”成功脱险。模式化的场面在《2012》中出现了多次，电影的长度只是和灾难的次数成正比，在不断重复同类型的影片的桥段后，库萨克终于扮演了一回《海神号》里的“牧师”，牺牲掉了情敌，保全了自己一家团圆。

　　银幕上的黑人总统如今已是现实，丹尼·格洛弗虽不及奥巴马年轻干练，倒也显得沉稳厚道，最后一刻的大义凛然不再像《彗星撞地球》那么虚构，灾难片也与时俱进，符合美式的主旋律。作为三军统帅的一国元首，总揽大局，身先士卒，即便牺牲在自家的航母之下，照样能感动全世界。这才是好莱坞的精明之处，艾默里奇这位德国打工仔领会精神，既捧好了领导和老板，又哄好了全球观众，赚个盆满钵满当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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