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笑过《三枪》留下“三思”
《三枪拍案惊奇》果真够“惊奇”：4天过亿的票房，“张艺谋”们的腰包鼓了；数千万次的点击率，不少媒体偷着笑了；而本想掏钱找乐的影迷们，走出影院后却伤心地“哭”了。铺天盖地的影评倾泻而至：有人赞美《三枪》成功的运营模式；有人斥其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圈钱运动”；还有人称其为张艺谋的“人民战争”……
“圈钱”有理?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曾说：“电影是对投资人负责的艺术”。赚钱，是电影投资方、制片方和发行方的不变法则。
《三枪》的投资人肯定不担心票房，因为他们“懂营销”：以张艺谋、张伟平等为他人狂热追捧的制作班底，以小沈阳、孙红雷、闫妮、毛毛等为主的明星阵容，以及以豪华布景等为主打的大制作理念成为《三枪》的“招财”模式。据《贺岁档观影调查》的结果，近70%的受访者因“导演和明星阵容”而一定购票观看，由此可见导演和明星的品牌感召力。
《三枪》上映4天来，票房已达10132万元。难怪有人说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钱游戏”。电影票房再好，还是有人会批；国际获奖再多，还是有人不看；观众需求再大，还得求平衡。“媚俗”还是“崇高”，是每位导演一生的难题。
张艺谋说：“在‘媚俗’与‘崇高’之间，我们往往顾此失彼。有人说商业电影低俗、堕落，但能赚个盆满钵盈；有人说纯艺术电影晦涩、难看，但能屡获国际大奖。关键是导演自己要先想明白，无论拍哪个都得做好挨骂的准备。”
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认为，中国仍处在电影市场发展的早期阶段，为获得资本积累过分追求高票房而忽视思想性，是这一时期的最显著特点；主流院线的观众群集中在20岁至30岁之间，以他们为市场进行创作，难免出现浅薄的倾向。
“炒作”有方?
如果没有媒体的“炒作”，再强大的制作团队和明星阵容也无法收回成本。
大街上，《三枪》广告让行人成为“俘虏”；报纸上，影评人的“赞歌”让读者蠢蠢欲动；电视里，《星光大道》之“《三枪》专辑”让观众“赏心悦目”；网络上，充斥着各大门户网站娱乐头条的视频拍摄花絮让网民眼花缭乱……撒“网”占“道”、包机宣传、大型晚会、访谈节目，无不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我们需要借助媒体的平台做双赢选择。”《三枪》投资人张伟平直言不讳，通过媒体抓住观众的好奇心，就能赢得高票房。
然而，有些媒体欣然接受各式各样能够带来高点击率、高收视率和高发行量的噱头，甚至主动出击。“影视发行方和某些媒体的关系，如同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双赢互惠、合作共荣’。”一位业内人士如是说。
“炒作”，实际是媒体的一种议程设置：我给什么，你看什么，反复不断，吸引观看。《三枪》的媒体炒作，靠的是神秘的卖点、名人的效应和说一半留一半式的“半抖包袱”。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指出，从根本上讲，媒体出于自身的利益，用吸引眼球的手法达到推销自己的目的，实际是媒体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谋求私利。
出版人洪晃等人透露，电影发行方、影评人和少数媒体形成了“话语霸权团体”。“有些影评人联合媒体发文，逢大师必说‘南坡腕(No.1)’，枪手、枪稿不计其数，害得假新闻漫天飞，观众被骗入影院后痛斥片子臭，令中国影评界蒙羞。”
“媒体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为谋求点击率、收视率和发行量，还是为服务大众？当媒体沦为电影投资方、制作方和发行方代言的工具时，其社会公器的功能也就彻底丧失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周孝正说，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下坚持媒体的职业操守是对自身职责的诠释、是媒体权威性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