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希望在，死并不可怕
《十月围城》海报
文/云飞扬
1906年的中国，孙文在香港，给了陈可辛以机会，传统港片的价值观确实不曾如此心怀天下，然而在“君子”、“大丈夫”、“知己”等要素的配合下，《十月围城》将古典中国的任侠精神与孙文所代表的近现代革命相结合，将复杂混沌的历史做简单化处理，将同盟会、立宪派、保皇派、地方实力派、皇族内阁等等取舍为二元对立，很难说是不在投机取巧，但是陈可辛迎合观众的努力没有白费。当下的观众喜欢在二元对立下的人性化设计，只要将正方人士塑造的有血有肉，那么是可以将历史简单化的。匆匆上阵的王学圻和组织并不严密的义士们，竟然像没有设置好的游戏中一再通关，剧情的合理性不足以说服编导及观众，尽管我也被他们的牺牲和绚烂的动作所吸引。
希望令死亡升华，信任构筑生命的意义，我群、我城、我民、我国便是区分敌我的天然标准。在我看《十月围城》之前，很怕过于煽情过于民粹。看完之后，虽然觉得还是有些煽情近乎民粹，但毕竟电影中的义士是有了希望之后才死的，(爱、情、友)情之为物，在乎真诚，于是我原谅了他们并不知道孙文是谁，那位逸仙博士带来的却是希望，阶级、民族、革命等等其实他们并不太懂，他们相信的是自己的眼睛和体验，于是孙中山成为“希望代言人”，为了他牺牲是值得的，所谓舍小我以求得大我。希望在，死并不可怕。
《十月围城》带着强烈陈可辛制造的特色，他永远是最懂得计算的电影人，只比观众快半步，这是最适当的距离。陈德森十年努力的结果，是一座中环和灿烂的人生之戏剧。影评在当下的有限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影宣传与反宣传、炒作与反炒作。既然当下电影票房的话事权更多在中影及华夏、和具体的院线经理手里，影评和媒体上的正负面信息更多是为实际的上座率负责，这权力究竟有多大？其实很难说，假设电影没有足够的话题性，影评更多是给出品人和编导看的。
一百多年之前的中国，是极端驳杂的末世，所谓大争之时，“体”与“用”之争。陈可辛和陈德森用接近两位数的编剧度桥，在技术和细节上都已经做到尽可能的出色，死得越残酷，越能够说明革命的正当性、必要性、必然性，这是陈可辛制造的逻辑。这是电影的正统观念，从以张彻为代表的邵氏电影到人人制作，其实并无实质改变。这无从证明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香港主流电影中的国族认同向来是简单的，对于清廷的质疑、愤怒和反抗、颠覆也不过是老生常谈。胡军饰演的角色被剃去眉毛，并且被老师梁家辉击毙，大有深究之意。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年我在读到这句话时有些不以为然，想那意大利人真是耍滑头，但是《史记》确实是太史公兼中书令司马迁的历史，他的老板汉武帝都不能损害。尽管我知道历史发生之后，就不能还原或仿造，无论是煽情范儿悲情调儿还是冷漠视之热衷其间，历史毕竟都发生过——然而当代人追溯历史时，通常是要“演义”一些的，历史教科书往往更是如此，假若不信请参看100年来大清国、中华民国、新中国历年的教科书(历史、语文和政治课本等)，历史当然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SO，历史当然是后设历史，那么本篇影评也绝对是后设影评，前面自然有了成千上万的影评，已经不需要我赘述剧情和高潮。但我必须要指出的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本来说的是历史不应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