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晚报：改变影史的神作？阿凡达只是个玩笑
1920年，对于电影史来说，无疑是一个深具意义的时刻。因为这一年，罗伯特·维恩拍摄了《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它不仅昭示表现主义的诞生，更改变其后电影的格局。我们可以说，是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语境，唤起一种意识的觉醒。那是一种使人类陷入深深绝望的影片，对道德沦丧、目无法纪的人类社会最强有力的批判，阴沉灰暗，但注定是深刻的。而如今，表现主义只留下它的光线设计和造型艺术，这无疑要归功于伟大的好莱坞创作者，对表现主义无数次误解与扭曲，最终成为乐观、完满的电影模式，使人类不至于长久生存在真实世界。
20世纪60年代，因为对于革命精神的感召和对社会深切的不满，法国不仅爆发声名远播的五月风暴，此前还爆发了电影界新浪潮。无数导演投身广泛的作者电影，在对抗好莱坞的压迫中，找到电影的本质。这是电影史上的高潮。法国电影新浪潮不是一个流派，更像一种精神、一种诠释、一种语境。它对电影史的改变实质是一种回归，使电影回归于艺术，回归于电影本身，为电影赢得尊重。
如前所述，对于电影的影响和对电影史的转折，本就不是以技术为主线。我们根本不会关心有声片是谁的功劳，彩色电影又是谁的发明。事实上，技术作为电影的创造手段，并不具备改变电影和电影史本身的功效。反而是创造方式，诸如天马行空的格里菲斯，具备实验精神的爱森斯坦，他们在影史的地位和对电影的贡献要大于这些电影技术。
《阿凡达》，仍是好莱坞传统的语境，依托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传说，创造出电影中的“美国价值”。卡梅隆对电影技术的贡献限制在空想的主题下，限制在空洞的思维中，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技术在现实主义影片中会有什么作为。除了在票房得到一个意料之中的震撼，甚至于在言论中变得神圣无比。但《阿凡达》作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神作”，却并没有伯格曼接近上帝，更加没有《2001漫游太空》极富人文价值。
如同我们愈发喜爱光怪陆离的社会一样，一个光鲜的、内涵粗俗的美女站在你的面前，可能总是对你视觉的一种刺激更是对荷尔蒙反应的新的解说。于是乎，诗人之子，会哭的导演，写小说的足球人都开始亦正亦邪地评论，却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可能做这样一个预言为时尚早，且很容易被人发指，但50年之后，《阿凡达》只是一部庸俗不堪的好莱坞巨作，对电影本身来说，如隔靴搔痒毫无撼动的力气。神作？玩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