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愈演愈烈的“捐款门”，章子怡应当怎么做？

　　正确的做法是，在补上16万捐款的同时，解释清楚由她募集的海外捐款的来龙去脉，如果这些捐款确实存在，赶紧拿出来，用到该用的地方，如果这些捐款纯属她在虚荣心驱使下夸的海口，穿黑衣戴小白花募集捐款的场面纯属戏剧场景，也要痛下决心进行说明，用“虚荣心”和“海口”作为解释，远比“口头承诺的捐款尚未到位”更有说服力，毕竟，十九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但事实上，她的做法是，由经纪人纪灵灵发表致歉信，以自己工作疏漏为由，揽下章子怡“捐款门”事件的大部分责任，致歉信避重就轻，避而不谈海外捐款，专注于章子怡私人捐款的不足，似乎“捐款门”事件完全因这16万而起。而且，就连这一番解释也漏洞重重，在略通财务常识的群众那里绝对难以过关，纪灵灵的致歉也更像是针对章子怡而非公众——— 她们还是把这件事当做一场危机来进行“公关”，希望时间平息群众的激情，稀释媒体的关注度。

　　显然，第一种在我们看来“正确”的做法，在她们看来，是完全错误的，那是正常社会、正常环境下的做法，用那样一种方案解决问题，先决条件是，周围一切都按照正常的规律运行，她只有那样做，才能避免更严厉的惩罚，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的利益，但她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说明了她对我们的环境的现实认识：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的环境中，在我们这个奇异运行的世界里，以她的位置、资源、人脉，她应当这么做，她可以这么做，这种方案才是有效的，是正确的。

　　指望她认错，接受惩罚，是我们假设周围一切正常之后所作出的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她显然不会这么幼稚。她的发家，就是建立在对现实“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她怎么可能在这么一个关头，抛弃自己一贯的路线，作出风格迥异的选择呢？而且，从事态的进展来看，她的认识很可能又是正确的。

　　尴尬的只是群众。就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不可饶恕》，在乱世洪荒中，弱者们满心以为作恶的牛仔会在治安官那里受到严厉的惩罚，结果遭遇的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周遭的环境不那么正常时，弱者往往成为裸泳者，他们的立场，往往成为一种滑稽的极端主义的立场。

　　所以，当章子怡做出在我们看来不正确的选择时，她已经又一次胜利了。在所有那些不正确而胜利的人身上，我们一次一次真正读懂中国。

　　本报特约娱乐评论员 韩松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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