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几天央视元宵晚会就要举行，观众最喜欢的春晚节目也将揭晓，趁这个机会再说两句春晚吧。

　　几年前我曾采访过因为翻译了台湾版《魔戒》而大赚700万的朱学恒，他提到在自己大学毕业那年，他把沉闷无聊的毕业典礼变成了大型游园会，花样翻新，同学和家长都很high。隔年他作为嘉宾被邀请回去参加学弟的毕业典礼，发现自己的游园毕业典礼模式被完全克隆，很是郁闷，“我觉得后面的人应该有更新的想法，如果只是延续我的办法，还让它成为传统，其实很没劲。”

　　办了将近30年的春晚，其实在刚出现的那两三年，确实代表了中国电视界的一种创新力量。春晚第一代导演黄一鹤在他导演的几年春晚里开创了无数个先例，现场直播、观众互动、邀请港台歌星上台。当然也有不好的尝试，比如1985年他把春晚的直播现场搬到体育馆，追求更直接的效果，可体育馆没开暖气，观众都把手缩在袖子里，当时又没有现在的大屏幕，一两个表演者根本就掀不起什么效果———可以想像一下，清瘦的马三立先生在偌大的体育场说单口相声，那是多么孤单的境况。虽然效果不理想，可那毕竟是尝试改变，从1983年到1985年，春晚才第三届，就要做出那么大的改动；可现在的春晚都快开到三十届了，改变却越来越少。黄一鹤导演在1990年再次导演春晚，再次做出改动，把歌舞、戏剧和曲艺演员分成三队，把春晚变成了一场演艺竞技———正是在这一年里，后来连续20年上春晚的赵本山，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进入1990年代之后，央视的春晚渐渐固定到一个套路上，男女搭配的主持人、讨好各个年龄层的歌舞、少数民族歌颂祖国、海外使领馆的贺电、倒计时敲钟……港台歌星的大连唱，面孔也越来越固定，什么时间哪个人出现似乎都有规律可循。当春晚从创新沦为一种传统，成了全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成为演艺圈某些人脉关系的关键节点，春晚就从一个娱乐老百姓的电视节目，变成了“春晚既得利益者”的自留地。那些脸熟到不能再熟、一年甚至几年都没有一两个新作品的表演者，为什么还是每年都出现在春晚上？

　　也许有人会说，春晚不是给你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看的，那么我退休的岳父和曾是小学教师的丈母娘，他们的意见是不是可以作为参考？两位老人的意见和我们这些70后、80后一样：赵本山的小品不理想，歌舞节目没亮点，几个新人没什么能让人记得住的。难道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恰好在并不喜欢春晚的20%观众里，我却到现在都没遇到一个80%里的人？

　　办春晚确实是件挺困难的事情，我坐在电脑前都可以想像得出那些压力，可还是建议明年春晚的导演或许可以找黄一鹤老先生聊一聊。84年春晚老先生对不批港台演员的领导说，“艺术家是要不断创新的，你要不让我请港台演员，那我就不当这导演了吧。”

　　再过三、四个月，2011年的春晚就要进入准备期，祝导演、演员、创作者们好运。

　　■本报娱乐评论员 戴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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