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晚报：《命运》帮我们寻回“常识”
胡野秋
人每天都要说话，都要做事，怎么说和怎么做，确实很考人。大部分人会按照“常识”去规范他们的言行，大约没几个人会去翻着菜谱炒菜的。常识，其实就是众人皆知、无须解释或加以论证的知识，是一种毋需特别学习的判断能力。
比如肚子饿了，就要吃饭，这是常识；比如人干的活多一点，就应该多得一点，这也是常识。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常识常常被忽视，甚至被颠倒。而这种忽视和颠倒，常常以真理的方式出现，让人黑白莫辨。
看《命运》的时候，我们往往能找回一些“常识”。
工业区施工，工人在完成定额后，每推一车土可以多得四分钱，应该没有超出“常识”的范畴。但“四分钱风波”居然闹到了市里省里，甚至波及中南海。
那个屡次逃港不成的陶怡姑娘，选择了在街头兜售电子表，转业军人冯宁担心她会因“投机倒把”被抓，她理直气壮地说“我不偷不抢，靠吃苦挣钱，犯什么法了？”连大姑娘都知道的“常识”，却还在被许多聪明人一再讳莫如深地“探索” 着。
宋梓南为了让深圳能够早点跟外面的世界通上电话，决定跟香港合资建电话公司，用国外的设备、香港的技术，自己人来管理，结果更被斥之以“丧失党性”、“把帝国主义请回来了”。
建市之初，人才奇缺，特区向全国公开招聘，透明地选贤举能，本来也属“常识”，居然被“组织原则极强”的高官认定为“取消党的领导”，会削弱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一个又一个“常识”被质疑，一条又一条“教条”被沿用，特区的建立，与其说是在探索新路，不如说是恢复“常识”。只是寻找和恢复“常识”的过程，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容易；相反有时很无奈，有时很惨烈。几乎每一条 “常识”的被尊重，都有不菲的代价。
因此，我们能读懂宋书记压抑着的愤懑，我们能听懂宋书记紧拧眉头下的困惑。当他面对那些奢谈主义、轻视常识的观念和人，欲言又止，只能愤怒地摔碎杯子，他望着自己划伤的手指，自嘲地说：“杀开一条血路，这才刚开始自己就挂了彩”。李雪健和宋梓南合二而一，展示给我们貌似平静海面下的汹涌波涛。
1776年，有个叫托马斯·潘恩的美国作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常识》。这本小册子被认为是最早支持美国独立的“教科书”。他痛斥世袭君主的罪恶：“在上帝眼中，一个普通的诚实人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更有价值。”因此，有人称美国是应“常识”而生的国家。
去年梁文道也出版了一本《常识》，他让我主持了他的发行式，我们就“常识”进行了整晚的探讨，他认为当今正处在一个 “常识稀缺的时代”。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很容易地就找到了各种怪现状的根由。
常识稀缺的时代，更需要常识。
深圳感谢常识。如果没有常识的回归，还有今天的深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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