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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改革,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20日16:54  深圳特区报

  郝雨(本报特约主持,上海大学教授):

  看完这部电视剧,印象最深的一句对话是:“我们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这几乎是《命运》中的一号主人公宋梓南的一句很具有经典意味的口头禅。每当特区建设遇到重大阻碍甚至陷入困境的紧要关口,作为改革派核心人物的宋梓南就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激励大家,鼓舞士气。当然,经济建设、体制改革,不会有什么炮火硝烟、枪林弹雨,也或许并不要真的去流血牺牲,捐躯赴难;但是,在特区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些探索者们眼前的确是根本就没有路。而且,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中,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要推行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尤其是体制改革,我们那种超稳定的文化特征与结构显然更是障碍重重。正如当年鲁迅所说:在中国,要想搬动一张书桌,改造一个火炉,大概都要流血。而且,很多时候即使是流了血,这张书桌也不一定能够搬动,这个火炉也不一定能够改造。当年特区的建设者们,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极为复杂的背景下迈步出发的。他们只能靠智慧和勇气以及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没有任何条件的前提下,自己“杀出一条血路”。

  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让人感到震撼,一个很重要的艺术上的原因,就是编导敢于直面我国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毫不回避以往一直被认为是“社会负面”的那些问题和现象。如电视剧一开头大批饥饿的老百姓逃港,如改革之初一些干部子弟倒卖批文和国家机密,以及官商勾结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侵吞国有资产等等。正是这样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严峻现实,被我们的改革家们一一迎头解决,才更加显示出我们党坚定不移搞好改革开放,全心全意代表人民利益的根本方向和战略思想。

  真实记录特区的崛起与发展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电视连续剧《命运》以现实主义的手法,顺时序地展现了鹏城特区从无到有、从窘困到发展的过程。鹏城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在鹏城人敢为天下先的“吃螃蟹精神”中,诸多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新生事物”在鹏城先后出现:多拉一车土奖励四分钱的奖励制度,“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公开招聘干部的做法,引进国外通讯设备的计划,有偿使用土地的策略,工程项目公开招标的策略,公开拍卖土地的措施,企业股改方案的推行,推销股票认购股票的作为等等,都成为敢为全国之先引起中国震动的重要事件,为诸多保守势力责难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卖国主义等罪名。在整部电视剧中,从总体上说剧作的矛盾是特区市委书记宋梓南等与以老大姐文华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冲突。保守势力的干预使得宋梓南们往往捉襟见肘举步维艰左右为难,这成为整部剧作中笼罩在鹏城上空的灰色阴霾,也构成了剧作沉郁灰暗的色彩。

  电视连续剧《命运》在展示特区鹏城的命运中,也叙写了不同人物的命运。从总体上说,电视连续剧《命运》不属于悲剧,也不属于喜剧,整部剧作呈现出沉郁的基调。我们可以将电视连续剧《命运》看作是一部正剧,是一部以描写鹏城特区崛起与发展历史的剧作。

  或许电视连续剧《命运》的长处在于生动回眸与展现了特区诞生与发展的命运与历史,其短处在于如何更为生动地描写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

  李有亮(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在电视剧《命运》众多的人物中,市委书记宋梓南无疑是写得最为坚实、丰满的一个。作为特区改革的领头羊,这位改革家的身上凝聚了太多的精神内蕴。正是通过对这些丰富的精神内蕴的倾力书写,方使人们看到了一位伟大改革家百炼成钢的真实心灵历程。

  A。激情。宋梓南是充满激情的改革者。作为特区建设的探索者,改革与探索的激情使他忘却了疲劳与健康、忽视了亲人疾病、得罪了上司和身边的人。但正是他诗人般的激情,点燃了整个特区改革的燎原之火。

  B。悲情。宋梓南的改革之路有一种悲壮的味道。置身那样一个历史大转型、体制大变革、观念大碰撞、情感大磨炼的时代,作为毫无前车之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者,宋梓南心灵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远远超过身体与病痛。面对太多的质疑声、不理解,面临着个人命运乃至身家性命的巨大风险,改革者的苦楚与悲情是无法回避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宋梓南这个改革者形象体现出一种为国殉身、为民请命的深沉魅力,这也是相对超越同类作品人物的地方。

  C。柔情。宋梓南又是柔情的,从他与余涛的吵架又和好,对周副市长的训斥又道歉,对文华大姐的顶撞又敬重,对秘书的严厉又慈祥,对冯宁这个普通打工仔的特殊关爱,刻画出了这位叱咤风云的侠骨男儿那柔情细致的内心纹理,也使这一改革者形象闪射出人性的光辉。

  可敬可佩的革新锐气

  王宏图(复旦大学教授、博导):新近问世的30集电视连续剧《命运》以史诗般的画面展现了特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沧桑巨变的历程,让人在感喟之余,引发对往昔这段历史的深思。

  《命运》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它展现了宋梓南和余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身上革新的锐气和胆量。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享受着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他们已很难想像当年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杀出一条血路,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计划的尝试有多么的艰难。试想一下,如果宋梓南等人身上没有这股革新的锐气,没有创业的激情,在遇到种种难以化解的纠葛和漩涡时,他们很可能为了自己的乌纱帽,采用明哲保身的策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一来,他们的官位是保全了,但丢失的却是整个民族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所幸的是,他们在接踵而来的挑战面前临危不惧,沉着应对,终于在荒僻的海滩上点化出了令世人瞠目的奇迹。

  《命运》让我们重新回首当代史

  葛红兵(上海大学教授、博导,文学创意中心主任):

  《命运》是一部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理解时代,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电视剧。

  其实,写当代史,电视剧是非常难的。我自己刚刚完成了《上海地王》,写上海近30年的地产史,用地产史来侧面反映上海30年的历程。我相信,中国过去的30年,完成了3亿人的城市化,被西方学者看作是20世纪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大事件,这个伟大的过程,是什么在起决定性作用?是中国的精神,是城市的精神,而这个代表,就在深圳、上海、北京等等大都会身上。

  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有伟大的城市精神作为支撑。但是,我们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我们尚未具备真正认识城市的思想能力。《命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板,让我们重新回首当代史的时候,有了着落:它沿着一座城市演绎了一个时代,一个艰难但是却堪称伟大的时代。

  《命运》中涉及很多土地问题的思考。在我看来,一个不拥有土地的民族,它不会热爱自然,不会保护自然。长久以来,我们因为种种原因,把居住看成是土地,我们买房子觉得买到了土地,我们还把耕作看成是土地,我们在地上耕耘,觉得拥有了土地,这是何其可怜的想法呢?你在河上漂流不等于你拥有了河流,你捕到了水里的鱼,不等于你拥有了水。有的人以为他们离开的乡村,离开了对农作物的依赖,成了一个城市居民,他们就可以不需要土地了,真的吗?这是何其肤浅的见解呢。

  《命运》中那个把土地卖出去而窃喜的村支书非常典型,而因为土地发家的主人公更是典型,当然,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土地的问题,我们的地产还处于某种扭曲的非市场状态,但是,《命运》的思考却也因此更有价值,我相信土地是解开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之真的最有效的钥匙。

  《命运》让我们重新结识了“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

  历史命运、史诗情怀

  张斌(上海大学教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以深圳特区建立发展历史为蓝本拍摄的30集电视连续剧《命运》,第一次以影像的方式给我们展现了这段波澜起伏的大历史,实现了对改革题材电视剧的新突破。

  《命运》不仅将叙事的焦点放在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给我们展现了逃港事件、成立特区、四分钱奖励、引进外资、小平南巡、地产市场成立、深交所诞生、股份制改造等重大鲜活的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它还着重叙写了这些历史事件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国策从诞生到确立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艰难历程——那些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的隐形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命运》具备了大历史叙事的宏阔视野,使得它超越了以往改革题材电视剧较为狭窄或具象单一的历史视角,显现出该剧欲以剧传史的历史意识,具有浓烈的史诗情怀。

  在《命运》中有多层面“命运”的交织,使得该剧宏阔的历史视野有了生动复杂的历史内涵,在大与小、上与下、内与外等之间获得了相互联系和沟通,既有黄钟大吕,也有浅唱低吟,形成了多重混声大合唱。虽然这些“命运”似乎还可以贴合得更紧密些。

  它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也是一首历史叙事诗,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会写下自己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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