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侠2》：超级英雄的力量与乡愁
时隔两年，“钢铁侠”卷土重来。依然是小罗伯特·唐尼与格温妮斯·派特洛搭档，新添金球影帝米奇·洛克与斯佳丽·约翰逊，上周五，《钢铁侠2》全球同步首映。无论是“新瓶旧酒”还是“狗尾续貂”，续集的剽悍吸金能力在《钢铁侠2》又一次被验证：首周末后，影片北美票房1.3亿美元，全球票房超过3亿美元，仅3天，这部投资1.7亿美元的影片已收回成本。
1974年，纽约的世博会，军备竞赛，被逐的苏联科学家，在西伯利亚长大的反派伊万·范科……唉呀，这样的《钢铁侠2》真是让人忍不住想要过度阐释一下。不管别人看完了记得些什么，我是对乌合之众们高呼“美国”以及白日笙歌的摩纳哥印象挺深，这两个光鲜的瞬间一不小心就出卖了美国特色超级英雄的软弱——他也有剪不断的一缕乡愁呀。
从一开始，“钢铁侠”托尼·斯塔克就和蜘蛛侠、蝙蝠侠、X战警、绿巨人这些同行们划清了界限，他不会纠结于“能力和责任”，也不会陷在宿命的黑暗往事里，更不会自我放逐跑去深山老林。托尼·斯塔克，花花公子，享乐主义者，不懂纠结，绝对自信并且自负，从不怀疑能用他的力量建立他的秩序，就像寄宿学校的学生干部。所以《钢铁侠2》成了一场事先张扬的怀旧：那是1970年代，这个国家的力量和技术在登峰造极时，在两极对峙中占着上风，摩纳哥的蔚蓝海岸是普罗们对于上流社会的终极想象……那是美国的嘉美年华。托尼·斯塔克光芒万丈地站在世博会的展台上，其实，是一个缅怀的姿态。
超级英雄们作为“国民漫画”的主角是很有些年份了，而成为好莱坞的红人也就是这些年的事，尤其是在“9·11”后，他们成了美国人民在“正-邪”坐标系里定义自我的依傍。
上世纪90年代那会儿，蝙蝠侠和X战警们还在挣扎于“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类宿命和归属的问题，超能力是特权也成了隔阂，带着悲剧的局外人色彩。然后多愁善感的蜘蛛侠出现了，年轻的彼得·帕克在逃避和挣扎之后明白了“更大的能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当超级英雄们解决了身份危机后，权利的利用和滥用就成了这类电影的关键词。超级英雄重装上阵的那些年，刚好是伊战胶着的年头，双子楼倒塌后受了伤的美国群众对于恐惧和安全感有着格外矛盾的心态，超级英雄们“理所当然”地承受起了这种困境——
《蝙蝠侠的起源》是关于恐惧如何打倒了人，之后的《黑暗骑士》已经是讲着“以暴制暴”的徒劳和无奈；《超人归来》是超级英雄的中年危机，能量和权利留给他的只有疲倦；《汉考克》又是一个被嫌弃的超人，他的超能力好像闯进瓷器店的大象，饶是善良意图也只带来一地狼藉，最后他明白，“离开”是他能做的最负责任的选择；《绿巨人》也是这样，浩克隐匿在丛林深处，他的力量只能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无尽的伤害，他唯一能做的，是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小心翼翼克制他的愤怒和力量……“放手”和“离开”一度是超级英雄们的宿命，甚至有意无意地，流露了几分弗兰肯斯坦式的自怜，譬如浩克的怪物模样，譬如汉考克去电影院里看《科学怪人》。在他们身上，权利和能量既是救赎，也是原罪，强大和脆弱彼此消解，他们是被误解的，但又必须离开。
而钢铁侠的一切，都和上述的“困境超人”们相反。托尼·斯塔克是制定游戏规则并且主宰游戏的人，自我怀疑或者自省，在他眼里是庸人自扰的笑话。他悠哉地躺在“特权”这张温床上，“权利滥用带来的伤害”这个命题被消解，区别只有“好的权利”和“不好的权利”。就像在《钢铁侠2》里，作为机芯能量的钯元素会引起腐蚀和中毒，那么只要找到一种更干净、更强大的元素替代它就可以了，之后敌人会被打败的，秩序会恢复的，“我又一次摆平了世界和平”——这是托尼得意的宣言。
有时候我真是挺佩服好莱坞导演们“政治正确”的觉悟的。还记得奥巴马当选总统那会儿，学校里的美国学生弹冠相庆，觉得欣欣向荣的好时光又要回来了。现在，钢铁侠识情识趣地一扫黑暗颓唐，那张蓝天下钢铁侠豪情万丈的海报根本就是拷贝了奥巴马的竞选海报嘛。小罗伯特·唐尼买盒草莓，啃个甜甜圈，对斯佳丽抛个媚眼或者在格温妮斯面前发发嗲，电影院里多少姑娘的眼睛都变成红心了，当年蜘蛛侠是让人心疼的，蝙蝠侠是让人唏嘘的，绿巨人是让人同情的，而如今钢铁侠托尼·斯塔克是让人花痴的——去他的超级英雄，这是一个超级偶像的时代！
其实，斯坦·李当初画《钢铁侠》是挖苦嬉皮士和民权运动，搞出一个“完美的垄断资本家”，想来真是“政治不正确”呐，不过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啦，谁还惦记呢。
本报记者 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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