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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野秋/文
随着今年某某TV推出了一个似女实男的“快男”,有一个新词扑面而来:伪娘。这个词假如早几年,大学中文系教修辞的教授肯定也解释不了,但现在随便一个在网上混过几天的人都会告诉你是啥意思。照缩略语的规律好像也不难,就是“伪装的姑娘”。跟过去相声里把“上海吊车厂”简称为“上吊”,仿佛也没什么区别。
可是这个词在今天之所以成为又一个热点,是因为这个词挑战了一个心理底线:性别界限。本来倒也不用太过惊奇,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奇怪的时代,底线已经一个个地失守了,礼义廉耻之类的旧货被毫不犹豫地扔进了垃圾堆,所以性别偶尔倒错一下,似乎也就见怪不怪了。悖论在于,既然见怪不怪了,为什么媒体上又四处烽烟呢?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娱乐时代的又一个昙花一现式的景观,而且极有可能像一次性纸杯一样地被接完水就扔。
为什么这么说?试想一下,这些年我们究竟造就过多少这样的一次性“纸杯”。从芙蓉姐姐开始,大众就开始迷恋起各种稀奇古怪的人物,刚开始多少有些看笑话的心态,鲁迅小说里最不缺乏的形象就是这种“看客”,从《药》到《示众》到《孔乙己》再到《祝福》,麻木的看客们唯一不变的动作就是“看”,而且是“集体看”,看革命者被杀,看犯人示众,看孔乙己腿被打断后用手走路,看祥林嫂在那里重复性地自怨自艾……鲁迅先生透过这种集体无意识地“看”,揭示出一种“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在七八十年前就发现中国人只懂得“看”,可惜今天的中国人彻底颠覆进化论,还只懂得“看”。所以我们就“看”出了芙蓉姐姐,“看”出了凤姐,“看”出了兽兽,自然也就顺带“看”出了目前这个叫“著姐”的伪娘。
前些年有些跟我差不多迂腐的人,还在那儿找学术原因,比如“中性审美”等等,咱们根据春哥李宇春和曾爷曾轶可等似男实女的“超女”,得出审美进入中性时代的结论。后来发现,岂止是中性,逐渐已经进入倒错,不但从原本的性别走向中间,而且大踏步走向反面。生活把理论远远地甩在后面。然而一次性纸杯毕竟只能用一次,用完了就要扔,就要换。在《娱乐至死》里,波兹曼告诉我们“20世纪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了公众话语,一切都成为娱乐的附庸”。可见大家都在娱乐中消费,在消费中娱乐,既娱乐自己,又娱乐别人。这么娱乐来娱乐去的,最终假作真时真亦假,让大众黑白不分、雌雄难辨,这娱乐就娱乐到家了。现在离到家是相当不远了。
可这些被消费的“纸杯”就真的浑然不觉,甘心被人免费围观吗?当然不是。
现在的芙蓉姐姐,据说出场费也到了十五万,买单的也基本上是本来想看笑话的看客们。鲁迅时代的看客固然愚昧,但好像还是白看不掏钱。今天的看客们,为了看还要掏钱,而且还是哭着喊着地争相掏,谁也不愿落后。从这点判断,今天的看客们已经从愚昧下降到愚蠢,不仅颠覆了进化论,而且颇有朝类人猿返祖的趋势。对不起,一不小心我有点侮辱了类人猿。
文化能够被消费,在今天貌似相当地成立,而且相当地时尚。但反过来,能够被消费的却不都是文化,甚至是反文化。当反文化能够获利的时候,谁不反谁是傻瓜。当小伙子刘著凭着被人揶揄地称为伪娘著姐而顺利地进入下一轮的时候,他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一句话:没有最傻,只有更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