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一群业余者的“公民戏剧”实验
一群热爱话剧的陌生人，聚集在非职业剧社“夜语”中。因为剧社，他们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因为他们，“夜语”有了超越业余、影响社会的动力。
本刊记者/陈薇 文/周潇枭
一束强光倏地打在刘巧叶身上，身着白裙的她在舞台中央缓缓舒展双臂，踏出了她练过不知多少遍的舞步。
这一刻，她是艾米莉——美国作家桑顿·怀尔德所著话剧《我们的小镇》(以下简称《小镇》)中的女主人公。艾米莉因为难产去世，她的灵魂回到曾经生活的小镇。那里有胡桃树、邻居墨根先生开的杂货店、还有她举办过婚礼的教堂。
演出这天是2010年清明节，这是北京夜语剧社特意挑选的日子，他们希望在这个缅怀逝者的节日里，与人们分享话剧中有关生与死的思考。
巧叶尽力让自己的旋转看起来更加轻盈，她不是专业舞者，上台前她拼命练习，白裙子遮掩下的膝盖，已经肿得连护膝都套不上。
巧叶的现实身份是工程师，与她对戏、饰演艾米莉丈夫乔治的，是在外企工作的“80后”刘铮。舞台上的所有演员都有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教师、公务员、公司职员、退休工人、在读研究生、媒体从业者……共同的是，他们都是夜语剧社社员。
成立于2007年6月的夜语剧社，名字来自“业余”的谐音，暗示着这是一个完全由业余人士组成的团体。成立之初，剧社在网上发英雄帖，为排演话剧《小镇》征集业余演员。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群热爱话剧的陌生人走到一起，并从此走入另一种生活。
“非职业”的规矩
5月22日，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的一间练功房里，几把椅子被散乱摆放在橡胶地面上。
此时距清明节的演出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刘巧叶闭着眼睛、赤着脚，牵着引路搭档的手在椅子间穿行。搭档时快时慢，巧叶紧跟着，没有丝毫犹豫。
这是一个培养人际信任的“盲人游戏”训练。从成立至今，每周六下午夜语剧社都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培训，身份各异的社员从北京城各处赶到这里。
因为年龄跨度宽泛，这里看起来更像一个大家族。68岁的退休工人高延祯，16岁起做工厂播音员，朗诵底子好；57岁的退休小学语文教师马桂春，听着收音机里的《雷雨》长大，特别希望剧社能排这出戏；3岁孩子的妈妈石薇辰，一个有舞蹈基础的外企销售主管；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刘章新、北京某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王春红……
对社员们现在的表现，陈春英很满意，“他们绝不比中戏的学生们差”。
陈春英是夜语剧社艺术总监、《小镇》导演，师承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姜若瑜。三年前，正是她在网上发出了征集社员的“英雄帖”。
事实上，陈春英更愿意人们称夜语为“非职业”剧社，而不是“业余”。她觉得，“非职业”只是阐明不具有某种工作身份，而“业余”难免给人技艺不精之感。
也因此，陈春英特别注重剧社的规则是否被遵守。但在成立之初，总有人以各种理由迟到。
“迟到了，先站到旁边去！”她发了脾气。
社员们面面相觑，“不过是一个业余剧社，犯得着吗？”
这让陈春英更为恼火，便立了规矩，迟到三次，淘汰；无故不来三次，淘汰；连续请假超过六次，淘汰。“这儿不是俱乐部，不是沙龙。一定要有好的管理制度。”
“用业余时间做专业的事情”，这是夜语剧社的要求。剧社请来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讲西方歌剧；请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讲现当代美术赏析；请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表演系师生进行基础课和素质课培训。
让陈春英印象深刻的一次培训是，社员们面对面坐着，互相触摸对方。年轻人摸着老人的头发，就像摸到父母的，“人和人之间从来没有那样亲近过”。 最后，几乎所有人都哭了，这种莫名的感受在他们加入时是未曾料到的。
这给陈春英打了一针“强心剂”，就像她的一位指导老师所说的，“专业演员已经变得不会害羞了，而他们……是真实的。”
社员们的努力让陈春英充满信心。她的目标简单明确：演出一部话剧《小镇》。
小镇是“白开水”
4个月的培训期后，留下来的社员正式组成《小镇》剧组。几乎每人都有角色。
57岁的马桂春拿到剧本，粗粗翻了三遍，感觉不喜欢，“觉得特别平淡”。持同样看法的社员不在少数。“戏剧冲突越激烈、悬念越多，才越过瘾，而这个小镇算什么呢？”有社员质疑。
桑顿·怀尔德笔下的小镇一角，相邻居住着报纸主编韦伯和医生吉布斯两家，他们的儿女乔治和艾米莉长大、相爱、结婚，生活平缓地向前流淌。
对这位美国作家于72年前写的台词，马桂春觉得很熟悉。她饰演的吉布斯太太每天早上都要叫孩子们起床：“艾米莉！上学要晚了！瓦力把脸洗干净了！要不然我就上楼来帮你了！”类似的话，马桂春几乎说了30多年，她觉得这部剧不够“带劲儿”。
“一个星期，不喝白开水，只喝饮料，告诉我你的感觉”，陈春英希望用这种方式说服大家。
有社员说，只喝饮料，日子没法过，于是陈春英告诉大家，“小镇就是这杯水，我们谁也离不开它。”
她还说，是先有了《小镇》，才有了夜雨剧社。而这一切肇始于夜雨剧社社长李风的一次观剧体验。
作为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10年前，李风在中央戏剧学院第一次看到姜若瑜首次翻译并带领学生排演的毕业戏《小镇》。他清晰记得当时的感受，“它让我变得坚定，让我相信世间美好的感情；它让我认识到，什么才是一个积极、有意义的人生”。
《小镇》曾获1938年美国普利策奖，但从未有任何一家剧团在中国公演过。李风提出负责一切费用，请中戏的学生们将《小镇》带出象牙塔、在北京公开演出。让他意外的是，那些正为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的毕业生们拒绝了。
在姜若瑜介绍下，李风与陈春英结识。曾任报社记者的陈春英因一次采访而与《小镇》邂逅，这部戏完全改变了她对生活的认识。她辞职去厦门读书，组织学生排演《小镇》。演出结束后，本来选择独身生活的她走进了婚姻，“小镇让我感受到，因为爱生活而生活，因为生活而爱生活”。
李风和陈春英约定，一人出钱、一人出力，创办一个业余剧社来演《小镇》。李风也希望借此来为他一直崇尚的“公民戏剧”提供一个可供实践与成长的平台。
“中国的戏剧社团很少。在上世纪30年代，英国曾经有3万多家业余剧团，也就是说平均1000个人就有一个业余社团。这个数据给我一个启示，我们的剧团少，业余剧团更少，这反映出中国的民众跟戏剧接触得非常不足。我希望通过业余剧社的演出，让观众获得更多接触艺术的机会，这对我们的社会也许会有一些触动。”李风对“夜语”充满期待。
马桂春开始静静地第四遍读剧本。最后一幕，死于难产的艾米莉留恋生活，被获准回到自己12岁生日那一天。她发现身边的一切都可亲可爱，父母却没有觉察出女儿的异常。
剧本中，深知时间正飞快流逝的艾米莉急切转向母亲，“妈，就看我一眼，真正地看我一眼！妈妈，我们就只有这么一天短暂的快乐，让我们互相看一看吧！”
马桂春怔怔地停住了。
她想起自己的女儿。10多年前，她每天清晨骑着自行车送女儿上幼儿园。一个上坡，特别难骑，她使劲儿蹬，还不停地抱怨女儿怎么不早点起床。这时，旁边一个骑车人说，你别骑了，你女儿的脚都别在车里了。她下车一看，才发现女儿的后脚踝上，一片皮肉已经被蹭下，可是，“3岁多的女儿一直不敢哭，你就知道我那时对孩子有多严厉了。”
还有父亲。马桂春曾应允父亲，要带他去前门吃烤鸭，然后去戏院看戏。可还没等到那一天，父亲便去世了。“这个剧在告诉我们，不要做那种愚蠢的人，对身边的事和人都那么不珍惜。”她说。
离开，还是坚持
在剧组里，刘巧叶曾经是艾米莉的“四分之一”——除她之外，还曾有三个女孩同时成为艾米莉的候选。
“当时心里就有了变化，我想，四个人怎么排？”刘巧叶有些动摇。
其他三个女孩，一个比她小。她已经28岁了，而剧中的艾米莉只有十七八岁；一个女孩比她高，已经定下的男主角刘铮有一米八几，而她才一米六；最后一个女孩，还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巧叶觉得自己没什么希望。
正在她患得患失的时候，68岁的高延祯突然在一次练习中对她说：“姑娘，一定要坚持”。
巧叶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为了更充实的生活，她一直在坚持。巧叶是山西大同人，那里“天灰灰的，风沙很大”。她还是家里五兄妹的老小，北漂四年，慢慢明白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如己所愿。
她希望有一段如艾米莉般青梅竹马的感情，可眼下仍是孤单一人；她希望有自己的一套房子，刷上蓝色或紫色的墙，花瓶里插着康乃馨，可每月1150元的房租已是一笔大开支；她喜欢爬山、打球，花钱学习声乐、钢琴……现在，参加夜语剧社，“终于感到艺术不再离我飘忽遥远了”。
2009年10月，巧叶终于等来了由她出演艾米莉的消息。但她仍然认为，自己并不是四个女孩儿中最优秀的。“我感觉，他们看重我的，是我可能不会做到最好，但我会努力去做好。”
“一定要坚持”，高延祯的话挽留了巧叶，却没能留住更多人。成立三年来，先后有一百多人来过剧社，最终留下的稳定社员只有20余人。其中，公司职员、退休人士和在校学生占了绝大多数，年龄以50岁以上、30岁以下居多。
今年35岁的王春红在北京某高校工作，2009年加入“夜语”。30至40岁之间的社员，只有她这孤零零的一个：“老年人有时间，年轻人有梦想，可是我们中年人，有什么呢？”
有一个8岁的孩子，4位老人，首套房的房款缺口，一份单调乏味的工作：这些都让王春红偶尔忧虑。
一位经王春红介绍加入剧社的中年男子是这样离开的：“我很爱这个剧社，可我的妻子那么忙，孩子刚刚会走路，每到周六，我去实现我的梦想，去享受我的生活——实在有些于心不忍。”
其实，想找到一个离开“夜语”的理由，实在太容易了。每到夏季，在校生毕业找工作，不见了；金融危机，公司职员跳槽转岗，不见了；社员搬了新家，住得远了没劲跑，也不见了……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王春红他们还是如大浪淘沙般稳定下来。《小镇》也在社员们的努力下，与公众见面。包括2010年清明节的三场演出在内，《小镇》已是四度公演。先后有三位“艾米莉”与四位“乔治”，还有不一样的韦伯太太、吉布斯太太……几乎每次公演的演员阵容都有调整。
但一样的是，演出结束后，观众常常不愿离场。
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张先说他看后的感受：“作为该戏的观众，我为作品中表现的敬畏自然、崇尚亲情的精神所感动，为演员的投入和激情所感动，更为此剧的所有参与者所表达出来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所征服。”
最后一场的最后一幕，台上的“艾米莉”哭得特别伤心，她的灵魂再也承受不了时间飞逝的紧张，要求结束这一切：“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所有的这一切仍然在继续，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注意，这平平常常的生活有多么重要，多么美！”
卸妆之后的巧叶红着眼睛回到家。拨的第一个电话是给妈妈的：“妈，我想你了。”没说完便哭起来。
一位有心的社员，特别邀请了一对夫妻关系不好的朋友坐在台下。演出结束，她对他们说道：“珍惜你身边的这个人吧。”妻子与丈夫竟相依啜泣。
蛋糕、鲜花、甚至是洗漱用品，这些都是不愿离场的观众送给“夜语”的，对这个义务为他们献出精彩演出的剧社表达谢意。
“夜语”的计划
事实上，从剧社创立之初，社长李风便决定不卖门票，想看的人电话预订、直接领取即可。剧社的演出地点，都是在社区附近并不热闹的小剧场，面向那些对艺术有兴趣却无法负担高昂票价的普通市民。
演出是义务的，“夜语”的所有事务也都是由社员们义务分担。
刘巧叶负责内部联络等繁琐杂事，“年轻嘛，多做一点没关系”；王春红在《小镇》中本来有一个重要角色，可自感能力不够而婉言谢绝，继而揽下了编舞、配乐、接待、订饭等幕后工作，但她依然“觉得很自豪”；马桂春偶尔把亲手做的点心带给年轻人吃：“这里和合唱团不一样，合唱团唱完了就走，可在这，我觉得是其中的一分子，想为它做点什么。”
在这个宛若大家庭的剧社里，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变化。巧叶说他们就是一群生活在夜语小镇上的人，“就是热爱生活，不然也不会老想着这样一个剧组。”
如今，“夜语”已经三岁了，社员们正在计划剧社下一步的发展。
马桂春在一次公演结束后离开了剧组——丈夫为她与剧中的“吉布斯医生”对戏而吃了醋。一天清晨，她对丈夫这样说：“依我以前的性格，如果我不退出，坚持要去，你也没办法。这是我的爱好，我心里特别喜欢，但是和家相比，你更重，我比得出来。我尊重你，尊重这个家，而这些，都是这个剧社给我的。”
王春红则做了副导演，新排另一部戏《远去的家园》——这是一部关注老人群体的严肃剧目。
陈春英今年成立了一个儿童戏剧工作室，不再做夜语剧社的“全职妈妈”，“就像自己一个三岁大的孩子，现在要把她送幼儿园了”。她打算将剧社的“集体管理”正式确定下来，请资历最老、经验最足的高延祯担任副艺术总监，另一位管理经验丰富的退休干部马宝琛担任副社长。
马宝琛的设想是，让夜语剧社实现自我生存与发展。“目前剧社排戏慢，产出少，人才流失严重，这样肯定不行”。
剧社社长李风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发起一个专门从事艺术普及的慈善基金会。“其实这就像在做公益。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是最快乐的。夜语剧社不需要办得多大，重要的是让观众获得更多接触艺术的机会。”
一些被李风邀请看过话剧的同学、商界朋友已经对此表示了兴趣。他还邀请了常年为他理发的一对中年夫妇去看《小镇》。演出结束后，这对夫妇无视迎面吹来的大风，一路热烈讨论着走回了家。这至少让李风觉得，自己着力为之的“公民戏剧”正渐渐清晰。
网友评论 欢迎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