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唐山大地震》一针解压剂
2010年7月22日，电影《唐山大地震》以午夜零点场的形式引爆全国大银幕。笔者第一时间在济南新世纪电影城观看了此片。影城工作人员很贴心，入场时给每一位观众发了一包餐巾纸，明示这是一部催泪大戏。这在我 30多年的观影史上尚属首次。
不幸的是，这包质地不错的餐巾纸对我并没有派上应有的用场。这并非说明，这部电影不具催泪效果。事实上，的确有约1/3的观众不时泪下，但也的确没有之前一些媒体所说的放映厅内哭声一片。而我的眼泪，只在影片尾声母女 32 年后相见，母亲给女儿跪下说“我在这儿给你道个歉”时差点奔涌而出，但最终已经湿润的眼窝重归干涸。
说实在的，我是带着异常沉重的心情来看这部电影的。我清晰地记得，唐山大地震时山东一带也有震感。1976年夏天的夜晚，有几日我和家人是在屋外满天的星光下度过的。2008 年汶川大地震时，我坐在电视机前看震区前方的新闻，数日以泪洗面。那些陌不相识的人，就像我的亲人，他们的安危牵动着我的神经。每天，我最关心的是，又找到了多少生还者。每当一个人从废墟中被解救出来，我的眼泪自动刷新。而当我看到一个男孩获救后，躺在担架上说的第一句话是“叔叔，我想喝可乐”时，我破涕而笑。多么可爱的孩子。
然而我们看《唐山大地震》，观影效果却远没有两年前的电视新闻更令人震撼。这可能就是真实的东西和虚构的东西之间最大的差别。再伟大的艺术作品，也不可能高于生活。正如几年前我采访作家麦家时，他所说的那样，“生活远远大于虚构。”
《唐山大地震》是一部感伤的作品。感伤主义作为一种美学趣味，曾经是对贵族化的英雄主义和古典趣味的反抗。感伤主义表达平民阶层的痛苦与不幸，以唤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罗兰·巴特称，悲伤的眼泪就是感伤主义作品的度量；同时，眼泪也是冲刷和终止评论的洗涤灵。感伤主义作品的目的，到最后就是解除压迫，使观者获得一次心理压力的洗涤与释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山大地震》是一针心灵的解压剂。
《唐山大地震》以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为核心，小角度切入历史大事件，并通过大事件透视老百姓最朴素的生活和情感，这一点特别值得肯定；影片的台词工夫和细节的营造处理，也是真诚和实在的；少数一线和多数二三线明星组成的阵容，也表现出了强大的表演功底。
然而《唐山大地震》是一部水准之作，但却不是一流的电影。至少，它不是一部真正的主流大片。1.3亿的投资，可称为大制作，但影片本身却难以承受这样的重量。事实上，单从形式上讲，《唐山大地震》就是5 分钟的灾难大片加 120分钟的电视剧。《唐山大地震》的故事本身也欠推敲。两条线索绝大部分时间内平行发展，并不交叉。最后的交集，居然非要通过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让人无法不产生“巧，怎么那么巧”的联想。两个从未碰面的第三代，同时起名“点点”等，都是故事的硬伤。
与此同时，多处情感戏的高潮处，或者说影片的“泪点”，明显地戏过了。冯小刚说，他去唐山采访时，唐山人说大地震过后没有哭声，他不相信，说唐山人被催眠了。但我相信，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从唐山大地震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她说，一片死寂。我相信，人在痛苦和绝望到极点的时候，没有眼泪，没有哭泣。哭泣是一种情绪的渲泄，更像是一种旁观者的行为。就像我们坐在电影院里，旁观他人的痛苦一样。而作为灾难的亲历者，他们有时间哭泣吗？
另外，多处的“穿帮”镜头也削弱了影片本身的力量。电影《红高粱》的确是1986年出品的，但它的公映却是在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之后的 1988年，而出现在《唐山大地震》中却是1986年。意大利品牌“背靠背”，也就是“Kappa”是2002年才进入中国的，但片中李晨1995 年就穿着这个牌子的羽绒服。为了一个植入式广告，就非得把它塞进去吗？还有那首著名的歌曲《走进新时代》，也在片中提前了两年。这些东西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却反映了创作者的态度，也会使影片在那些较真的专业影迷心中大打折扣。你这么不认真，能把电影拍好吗？《唐山大地震》在某专业网站上只获得了不到7分(满分10分)的评价，恐怕这是一个原因。 戴玉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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