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大地震》震了三十多年的遗憾
作者 孙孟晋
发现评价一部作品的好坏，已经降低到观众流了多少泪的标准了。但也没看到有哪个人回头，把伟大的头衔扔给当年骗了自己多少泪水的《妈妈再爱我一次》。
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在政府投资方和大众票房之间，已经做到了非常好的平衡。但是，这部电影完全不是一张那个新型城市的名片，冯小刚通过三十多年里一家人的内心积压和洗涤，转换成了一个民族在现实真空里的心理调试剂。
大多数善良的人都说《唐山大地震》是一部成功的感伤片，从这点来看，人们过于矫情于自己的情感感应机能，而忽略了冯小刚在该片中唯一还在坚持的东西：那就是对于失去痛感的时代的心理治疗。看上去这是一个家庭亲情的创伤和弥合，无法抗拒的选择所带来的扭曲和释然，但冯小刚真正关心的绝没有那么小。尽管他放大了天灾对人的心理重创，尽管由于种种无法克服的背景因素，但他最后还是以团圆的方式来释放纠结于这个民族很深的阴影。
与其说冯小刚天生有卖座的天赋，还不如说他有调和矛盾的本能。即使在他早期对现实社会发出调侃的声音中，也夹杂着某种智慧的妥协。另一方面，他俨然是一位为民解愁的“大众作家”，却向人民要了最多的饭。
冯氏辛辣的缓冲地带，正是这个人背后的菩萨心肠，他的喜感也总有一天会完全卸下。从《集结号》开始，他就讨论起埋藏在他骨子里的传统价值观，那种执拗的悲剧人物色彩，到《唐山大地震》，便依附到了母亲的身上。这才是冯小刚痴迷的东西，他努力支撑起某种强大的内心个人力量，从谷子地到元妮，一男一女都差不多成了“独守其身”的“陪葬品”。冯小刚一直有与天斗、与地斗的秉性，只是这种秉性在外人看来，更像是一个在机会主义和堂·吉诃德之间晃荡的钟摆。其实，很多年前，大家都低估了冯小刚的理想主义情怀，反知识分子倾向的准电影人出身，使他成了中国导演中接地气最特别的人物，终于有一天，他破土而出，自觉地成为容易动怒的变型人。
从抒发小人物的生活哲学，到探讨“伟大”的人生价值观，冯小刚行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路线。
冯小刚早已不是《甲方乙方》时期的那个人，那个时候他像王朔的堂兄弟；他也不是《手机》时期的那个人，那个时期的他在叙事能力上达到非常高的高度，尽管他显得匆忙，却也不时在压抑的色彩中喷发雄性激素。
然而，中国电影进入了出资方决定电影某种走向的时代，互相制衡、互相守约的背景使电影带着很多遗憾出生。《余震》这部小说满足了冯小刚如今表达欲望的方向，在他向善求索的道路上，天灾的背景显然更安全。人世的灾难，分天灾与人祸两种，批判现实主义者肯定是要把焦点聚焦在后者身上，而心灵按摩师或者聪明的机会主义者必然选择前者，并以哭点来平衡这里面的无奈。
《唐山大地震》将来最有可能被诟病的是：它将人物的时代背景模糊化了。两个并行结构的叙述，只有服装道具上的逼真和某些关键时间点的铺垫，如毛泽东的逝世。一家人的故事，哪怕拆散成两家人，都像活在真空里的。即使我们看到了时代变化的痕迹，如高考、个体潮、涉外婚姻，但这一切都只是为这三十多年的心理承受力作一个提示标记，我们看不到主人公在现实生活里的人际关系。当然，既然冯小刚选择了天灾，我们也没有必要对于批判现实主义立场的缺失而抱怨太多，毕竟一部在政治列车上飞驰的商业电影也许只能承载亲情这一节车厢。
以往，我们把太多时间浪费在商业与艺术之间所谓鸿沟的讨论上。事实上，冯小刚这代导演所缺憾的，包括张艺谋和陈凯歌两人，不是艺术能力上的缺憾，而是自我人格塑造上的缺憾。他们或多或少将现实世界里的残酷无情还给了艺术。
但是，《唐山大地震》里的内疚与承受，是这部电影的全部张力。冯小刚选择这个题材，注定了选择如今释放痛感的结尾，他不会向人们的美好愿望里撒盐，好比他已经向悲剧借了祭台，却让相隔两个世界的人重聚。
冯小刚最后的机智在于：他知道在哪个时候拨哪根情感的弦。所以，眼泪哗啦啦的人们是不会嘲笑自己的情感的。但是智商在哪里？这是一个用感性取代理性的民族，并且很懂得夸张美学。
1亿多元的成本除了足够换回5亿元票房，还会换回一个对于唐山大地震的另类记忆：有个伟大的母亲，在生离死别一瞬间，选择了儿子。
在这个愈渐高大起来的、试图寻回传统价值观的导演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死穴。他在对他当年选择了“儿子”而深感疼痛。如果真是这样，冯小刚是这批大片制造者中最勇敢的。
回首这三十多年，这个世界既没选择儿子，也没选择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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