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的苦难记忆 写尽人性的尊严
专栏作家/叶匡政
震后的废墟，水泥板的一端压着姐姐，另一端压着弟弟。救援者只有能力救活一人，如果你是母亲，将如何抉择？这是电影《唐山大地震》，留给人性的一个难题。当徐帆扮演的母亲，无助而绝望地吐出“救弟弟”三字时，石板下的姐姐，也在黑暗中陷入了同样的无助和绝望。23秒钟的一场灾难，带来了一个家庭32年的生离死别。对他们三人来说，活下来只是这个故事的开始。
这注定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但这并不是故事的无解，而是人性的无解。人类如何才能修复这种因灾难或苦难带来的人性扭曲？这也是冯小刚拍摄《唐山大地震》时，一直在真正面对的难题。
近百年来，中国有太多的苦难和灾难，被遮蔽在人们的记忆之外。除了早年的《芙蓉镇》等很少的几部电影，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该如何用电影来表达苦难对人性的伤害。苦难在公共话语中的失声，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直面不幸与悲伤的能力。冯小刚说：“这个民族饱受天灾人祸，我在这儿拍的是天灾，不是人祸——天灾可以拍，人祸不能拍。天灾在这里承担了一个恶的角色。”其实无论天灾还是人祸，让经历苦难的人发出声音，不仅是对那些受难者生命的尊重，也意味着将那些个体的苦难记忆，转化成民众可以用来自我教育的公共记忆。它其实也是民众间寻求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这种记忆对一个民族，是最为重要的精神财富。
假如一个社会对于苦难或灾难的集体记忆是残缺的，或稀有的，只会导致民众对人性的麻木和精神的败坏。因为他们极少感受苦难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只要条件许可，人人都可能变成苦难的施于者。从这个角度说，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迈出了我们对于苦难记忆的第一步。
没有人能预料到，苦难或灾难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它往往在人们最无提防的时候，突然来临，就像汶川和玉树地震一样。不愿面对伤疤和苦难的人们，却要以这种更残酷的方式，来面对历史的苏醒。苦难的受害者，并不只有那些受伤害的个体，而是所有人的共同人性。所以对苦难的揭示和记忆，也是一种对创伤的安慰和对人性的追寻。《唐山大地震》就是这样一部寓言，它通过一个带着体温和血泪的故事，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在苦难重压下人性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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