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观念陈旧的《唐山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上映之后，观众褒贬不一。公正地说，这部影片的确较好地表现了敬畏生命的主题，许多情节感人至深。不过，坐在电影院里的笔者虽然并未刻意做布莱希特式的批判型观众，但仍清晰地觉察到其观念上的陈旧。
在影片的开头部分，导演设置了一个两难处境：双胞胎姐弟同时被压在水泥板下却只能救一个，母亲李元妮必须在亲骨肉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影片中的母亲经过复杂的内心斗争后，终于做出了自己的终极决定———救弟弟方达。在影片发布会上，母亲的扮演者徐帆曾如此解释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她猜想，可能是当时听见弟弟说话，没听见姐姐说话吧。”从整个剧情看，这个解释无疑是说不通的：其一，没听见说话不等于人没有活着；其二，母亲在瓦砾中找到女儿之后，未采取任何抢救措施，就断定后者已死而全力照顾儿子，其行动之仓促令人不解。事实上，剧中的母亲所依据的选择尺度无疑是性别：在几乎互为镜像的双胞胎姐弟之间，主要差异是性别身份的不同。在作出这个决定后母亲虽然长期生活在悔恨、内疚、苦痛之中，但依然以男性——— 儿子———为生活的中心。除了等待不存在的亡灵回到故里之外，她没有任何寻找女儿的实际行动，而是全力照顾儿子。她心目中的女性显然远远低于男性。这种价值观也支配了她与儿媳的交往：为了拥有对孙辈的照看权，她甚至毫不犹豫地让后者与自己的幼子分离，丝毫不顾及后者的权利和感受。陈旧的男性中心论支配着影片中的人物，预先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弟弟不但获得了优先生存权，而且于成年后闯出了自己的天地，开着宝马衣锦还乡；姐姐先是被弃于乱尸堆中，继而寄人篱下，接着被花心男友抛弃，沦落为靠做家教为生的单身母亲，最终远嫁加拿大，投奔相对宽容的西方白人男性。在影片的结尾处，母亲等人虽然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但他们的反思仅仅表达了略显空洞的人道主义情怀(“那也是条命啊”)，而未敞开男性中心论的荒谬品格。
除了陈旧的男性中心论外，《唐山大地震》还未超越传统的意识形态主张。1976年的唐山建筑脆弱，街道狭窄，缺乏现代化救援手段。当地震发生后，整个城市在23秒之内化为瓦砾，二十多万人丧失生命，幸存的人们只能涌向机场———整个城市中唯一安全且可以设立医院的地方。这绝非仅仅是自然之灾，更暴露了体制之弊和社会发展滞后的后果。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动因，影片却未作出任何反思。它展示了灾难的惨烈和心灵之痛，却未追涉及灾难的社会学根源。非但如此，主创人员还精心设计了大团圆式的结局———弟弟获救，姐姐神奇地苏醒，全家人在相对美好的氛围中重逢。这种轻得与影片题材不相称的情节安排自然无法造就反思的机缘，整个作品最终失于肤浅和俗套。
观念上的欠缺对于艺术品来说往往是致命的。主题的陈旧决定了《唐山大地震》虽然不乏视觉的震撼力，但并非深刻的悲剧史诗，而仅仅是部卖座的通俗大片。
□王晓华(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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