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社团“家长式”管理遭遇危机
昨天，第一届北京青年相声节开幕，自宣布离开德云社后，相声演员李菁首次公开露面，说完一段评书就匆匆离去。他今后的发展，是个未知数。德云社的未来，更是看不清。 据了解，除国家体制内的专业曲艺院团外，相声团体目前大多以两种模式生存——沿袭“家长式管理”的传统班社，如郭德纲的德云社；自发组织演出的小团体，如北京“嘻哈包袱铺”。但这两种模式在今天看来，都面临着危机。
“家长式管理”的传统班社：管理混乱遭诟病
电影《霸王别姬》中，程蝶衣的母亲把他交给关师傅时承诺：“您只要收下他，怎么着都成。”于是，自打入了关家科班，签了卖身契的蝶衣一生命运也就托付给关师傅。这是师傅带徒弟的“家长式管理”模式的生动写照。直到现在，郭德纲的德云社、赵本山的赵家班，都沿用这个模式。
个案：郭德纲徒弟打人，德云社成员退社
郭德纲弟子李鹤彪为师傅出头打记者之事被曝出后，8月3日，郭德纲即通过自己当晚的相声和次日凌晨的博客为徒弟“出头”。这一幕恰恰反映了“家长式管理”模式的核心：内部怎么打骂都可以，但外人不能多说一句。如果说，这仅仅是德云社“家长式管理”的小露一手，那么两天之后，郭德纲的两位得意弟子何云伟、李菁发表声明退出德云社，则是更为直接地抗议这种模式。
“家长式管理”最大弊端便是管理无序，奉行“师傅就是一切”的准则。另外，在利益分配方面矛盾严重：师傅的个人喜好很难与羽翼日丰的徒弟日渐增长的利益诉求相协调。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赵家班和德云社，弟子们每场演出该拿多少钱，年终奖如何分配，都由师傅或师傅亲近的人说了算。
局限：“家长式管理模式”多存在于以传统民间文化为基础的文化企业中，如相声、戏曲、二人转等。“家长权威”的观念在艺人心中根深蒂固，尤其是由老一辈艺人带出来的现在已处于师傅地位的管理者，虽然顶着“现代文化企业”的牌子，然而在培养人才和管理运营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就把自己落后的教育理念施加到弟子与企业身上，在现代权责明晰的法律环境和追根究底的媒体环境中，很难适应社会舆论的质询。
自发组织演出的小团体：仅凭热情在支撑
相声是门“熟艺”，这是相声行里人尽皆知的道理，年轻演员唯一依靠不间断演出，才能提高技艺。如今年轻一代的相声演员，很少有进国家体制内曲艺团队的机会。如果不能进德云社这样的传统班社，三五个人“搭”个舞台，便是年轻艺人的唯一出路。
个案：一群年轻人组建“嘻哈包袱铺”，每月收入千余元
一群热爱相声的年轻人，自发组成“嘻哈包袱铺”，第一个月算完账，每人分了27元。有耐不住性子的演了几场，不见火，就走了；也有慢慢熬出点名声后，开始谈条件。2008年11月，北京某都市报头版刊登了“嘻哈包袱铺”演出现场的照片，沉寂半年之后，“嘻哈包袱铺”有了自己的名声和地盘。20余名成员大多辞了职专职做相声，和演出场所订下三七分成的分配制度，每人每月能拿到1000多元。尽管对付生活还有些紧张，却乐在其中。大抵因为年轻，对梦想的追求冲淡了其中的艰辛。相声挣的钱不够生活，就靠主持婚礼贴补着过。
局限：自发组织的小团体，仅凭热情在支撑，每天面对繁冗事务，创作的时间和心力被挤得很紧，还能坚持多久？谁也说不上来。实际上，自从“嘻哈包袱铺”在京城火了后，剧场方面的苛捐杂税和规矩也多了起来，所以现在大多数演出，都是小学员在演。
专家视点
“这两个个案，正是我国不少民间文艺社团的缩影。”一位专家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两种模式仍将存在。它们确实有助于传统文化技艺尤其是一些冷门行业的传承，但从长远来看，行业的规范化、市场化、产业化，以及对艺人权益的合法保障，都是这两种模式难以做到的。通过明文规章制度进行奖功罚罪，建立现代文化企业制度，这才是传统演出行业发展的根本之路。
本组稿件 本报记者 邢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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