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大劫难》推出中国银幕上最剽悍女人
《电影世界》主编 梅雪峰/文
真实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它既需要创作者有着对于自己题材的尊重和诚意，也需要主创者有着一双能够勘透现实世界复杂而暧昧关系的眼晴，真实既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节制和分寸感，它需要创作者有着一颗足够坚强也足够柔软的心，同时需要创作者有从浑沌中提炼出结构同时又保持细节扎实的功底。《大劫难》，在往这方面努力，在某些地方也具有了这一最宝贵的品质。
看剧情简介，《大劫难》实际上相当主旋律，但看完全片，它从某种程度又是在挖主旋律电影的墙角。它完全反掉了主旋律的某些陈腐设定，它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部能够真实描绘抗日战争老百姓真实状态的电影。在影片中，片中国人不再是非彼即彼二元论的木偶，他们的卑微、狡猾，单纯而又懦弱在片中都得到了细致的体验，小子爹对于日本人阳奉阴违的态度是当时普通中国人对于日本人既恨又怕又无可奈何心态的缩影。片中的角色不再只是意识形态的大棒，他们都回到了“人”这一起点，以往电影中被高度丑化的日语翻译，在这部电影里得以平反，在这里他不是简单的汉奸帮凶，他是一个常人，翻译是他的职业，他靠它糊口，他总是堆着笑脸，点头哈腰，在又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村民说些好话，但在涉及到他未婚妻二姑娘性命的时候，又血性十足，领头干净利索地干掉了来村收粮的日本人。连在以往电影中面目最不清晰的伪军，在这部电影里也有了人味，他们协助日本人来收粮，但当村子里的中国人被杀时，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将枪口对准了之间还毕恭毕敬的日本主子。
影片将普通人与日本人之间关系的描述是相当精到的。这影片中有这么一段，鬼子进村要收粮，日语翻译受命骑着自行车在村里喊话，他一边装腔作势有板有眼地宣讲着日本军的命令，又间或笑嘻嘻地与村子里的邻居打着招呼，有些村民木然从他身边走过，有些村民则嫌他啰嗦，还有一个又硬要拉他到家里喝酒去。这是个奇妙的场景，它那么真实，荒诞，骨子又散发着丝丝恐怖的气息。
在所有这些角色中，最出彩的还是影片的主角二姑娘，她堪称中国银幕上最剽悍的女人，她的风骚浪荡，她的忠贞，她的烈性，她的愚昧，每一个侧面都鲜活立体。从某种程度来说，她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秋菊打官司》和《野蛮女友》，她是整部电影戏剧冲突的发动机：她将她的未婚夫驯服得服服贴贴，所以她也想当然地将这种雌威洒向日本人，她勇敢得如此愚蠢，她颐指气使地想和日本人争个长短，最终换来的只能是血腥。
这也是这部电影真正的残酷之处，这种残酷不只来源于日本人的残忍，更来源二姑娘等人对于战争残酷性的不自知，她的挑衅给了日本人一个完美的借口，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二姑娘与日本人互相配合害死了全村人，或者说二姑娘加速了全村人的死亡。这也是这部电影的深刻之处，它既有传统主旋律将日本人极尽妖魔化的传统，但从另一方面，它对中国人自己也举起了它解剖的手术刀。
影片内容极度悲惨，影片表现手法却是悲喜交集，这种效果首先要归功于剧本对于东北俚语的熟练而又坚定的运用，那些带着泥腥味和轴劲儿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喜剧。另一种原因，在于这是导演编剧的刻意追求，整部影片就像是羊在孜孜不倦地向狼询问吃他的理由，注定了它是一个悲惨而又可笑的故事。这种可笑赋予了影片一种品质，让它没有沦落为一个曾被欺压民族泄愤的自慰品，而有了一种自省的清明，这是忍着巨痛的一种对历史的刨根问底，是一种不讳疾忌医的自我疗伤。
《大劫难》可以算作中国电影里的一个奇特样本。它有很多缺陷，比如二姑娘她的性格逻辑实际上是不清晰的，有些剧情冗长得让人发指，影片的一些战争和血腥场景在现在的观众看来会有些粗糙。它有些地方的价值观相当主旋律，但有一瞬间又猛然蹦出一些让人发麻的深刻。它的表现手法很老派，但电影里的人物又有一种中国电影中少有的野劲儿和骚劲儿。它能让人发笑，同时又让人发冷。最重要的是，它让历史的叙述离真实更近了一步，于是那些苦痛也变得更真实，真正的对创伤的疗救也就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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