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沁鑫：这么低调已10年了，咱直接和观众共振
田沁鑫
撰文、编辑/吕佳
《红玫瑰与白玫瑰》刚刚参加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大型多媒体音乐剧《电影之歌》又将于9月走进宝岛台湾，接下来是10月27日首次登上舞台的经典名著改编话剧《四世同堂》……田沁鑫，“导演很忙”。
从《生死场》《赵氏孤儿》到《明》《红玫瑰与白玫瑰》，再到《四世同堂》，田沁鑫的戏剧与“宏大、张扬、激烈”紧密联系，但她本人却“细腻、低调、冷静”，仿佛刻意把自己隐藏在作品背后。问她原因，她想了想：“也许有的人是有一说‘二’，我现在是有一说‘一’，但我追求的境界是有一说‘半’，就是所谓的低调吧。”同为国家话剧院的知名导演、国内戏剧界的另一朵奇葩孟京辉，有一次终于忍不住问她：“您老这么低调，是不是作秀啊？”她笑了：“我这么低调已经10年了！要不你也试试？就算是作秀，十年也成真的了吧？”
“商业上的成败我可以不管”
记者(以下简称记)：把《四世同堂》从原著的85万字改编到两三万字的剧本，绝对是个大工程，还有以前的《生死场》《红玫瑰与白玫瑰》……为何你喜欢把经典作品搬上舞台？
田沁鑫(以下简称田)：因为我喜欢现代文学作品！1999年，我改编的《生死场》在文学界获得了热烈反响，被称为是比较鲜活的“立体读本”，让人们重新发现了萧红，而让我深受鼓舞，我找到了我的兴奋点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忙，没工夫研究名著，所以看到名著上舞台，即使是看过原著的，也会觉得有很多过去被自己忽略了的地方……后来我一遇到改编名著的机会，就想把自己第一次成功的经验发扬光大，我干这事第一有热情，第二开心，第三，咱又不媚俗——别人爱咋说咋说，我坚持我的文化品质，商业上的成败我可以不管。所以《生死场》之后又有了改编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直到《四世同堂》，这一部，是我改编现代文学的集大成者。
对了，大家可能忘了，我不光是一个导演，也是一个编剧。
记：但改编《四世同堂》的压力可比一般作品要大得多。
田：确实有压力，这压力是老舍给的。第一，要把这部鸿篇巨制浓缩成话剧。原著是什么？是老舍非常投入心血的、他最重要的长篇，他的理想是按照但丁的《神曲》的“级别”去写的，《神曲》100万字，《四世同堂》85万字。老舍先生是去世了，对此无语了，如果他今天坐在这儿，(看到我改编)肯定是要说话的；第二，这将极大地锻炼我的心智。为什么我说《四世同堂》是我改编现代文学的集大成者，这不光指导演功力，还包括我的文化功底。文化不是对知识的掌握多少，而是一种活法儿，一种坚持——还要说《生死场》，1999年首演时就在中国儿艺的剧场，也就是在王府井最繁华的小吃一条街上，“外面”的繁华和“里面”的坚强但孤独形成强烈对比。对了，那时候孟京辉已经推出《恋爱的犀牛》了——也是一种对比，哈哈。
记：说到孟京辉，同为国家话剧院导演，但你们的风格迥然不同。
田：我从小学过戏曲，学过国画，我热爱国学的时候还没有“国学”这个提法呢。孟京辉那一拨在文化上比较“崇洋”，因为他比我年纪大，在脑子最健全、求知欲最强的时候恰逢西方的东西都进来了。而我对西方文化有很强的“抵御”能力，对中国的文学、人学更感兴趣。
所以不用政府提出“反三俗”，我的戏从根儿上都是用现代手段诠释古代文学的，都是反三俗的，哈哈。
比如《四世同堂》，最核心的理念不是抗战，而是“家”。它为什么不叫《八年抗战》而叫《四世同堂》？里面蕴含了中国人传统的家观念，在那个时代就是“家不破则国不亡”，在现代则是“家庭和谐则社会和谐”。
“我挑演员，就爱挑战”
记：《四世同堂》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明星阵容：雷恪生、黄磊、朱媛媛、陶虹、殷桃……其中很多人来自国家话剧院，这无可厚非，但感觉辛柏青演冠晓荷、秦海璐演大赤包，太过挑战了吧？
田：话剧有一个重要的表现手段，“装扮”。比如演员与角色气质接近，可以通过装扮来改变年龄差异。这是最浅显的装扮。有一些技术难度的装扮就是挑战“像”与“不像”，往往“不像”比“像”更有趣。老实讲，大赤包这样的角色，国家话剧院里很容易找到“像”的演员，比如冯宪珍、丁嘉丽，她们都接近电视剧版的李婉芬，但这样就“没趣”了。而秦海璐，我一开始也是让她演韵梅，但后来改为大赤包，这是我们俩不约而同的选择，是我在介于“脱口而出”与“深思熟虑”之间的选择。
因为与电视剧的“求真”不一样，戏剧是唯一可以演“精神”的。所以辛柏青也是如此，你们看他都是演正人君子，我偏要让他演冠晓荷这样的讨厌的投机者，因为他本人本来就是亦正亦邪的啊！为什么以前没演坏人？那是因为电视剧导演们普遍都想省事儿，他们的审美都是“趋众”的，演员演了一个好人，所有导演就都找他演好人，反之亦然，他们根本不去挖掘演员身上的另一面。如果国家话剧院也这样，在内部挑一些“像”原著的演员，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但那样就会在“有趣”上大打折扣。而我排戏，是很注重“有趣”的，就是要挑战你的想象。
是不是有人觉得我找了一群“明星”演戏啊？其实他们都是“角儿”啊！明星，很简单，遇上“死捧”你的公司，熬个几年怎么也红了；但角儿不一样，他们身上是带功夫的。我自小看戏就喜欢看角儿，因为我骨子里是一个大票友，为了能看懂戏，我去学戏；因为喜欢电影、美术……我学了7年京剧、5年体操、两年服装设计，还在电影学院旁听了一年，最后才当了导演！所以这次《四世同堂》的观众算“抄着了”，我挑的演员既是明星，也是角儿！
“不满意的观众，别气着您自己！”
记：关于你的导演风格，有人说是“形式主义狂热者”，你认同吗？
田：不准确。焦菊隐先生说过，话剧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民族学派，我理解为“新”的现实主义风格，这是我所追求的。我强调“姿态狂热”和“形象魅力”。后者就是刚才说的“角儿”，前者嘛，就是演员在我的戏里都比较“放纵”，比“鲜活”再多一步，再高一层。比如早在《生死场》里，我就营造了一个有摇滚精神的舞台氛围，结尾的时候观众都很High。在电影、电视剧都充分依赖高科技手段的今天，我认为戏剧唯一的魅力就是“活人”，而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能量”，这和人们到健身房去消耗自身热量是一个道理——为啥不让演员放纵着演呢？我喜欢“俱乐部式”的观演关系。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要让戏剧在演员和观众之间形成一座“桥梁”，我现在是直接让演员和观众“共振”了，咱略过桥梁！这样观众会不散神儿地看戏，会被演员的精气神儿照亮。
记：关于改编名著，最近高希希和李少红遭到了很多抨击，后者都要崩溃了……
田：即使是老舍先生坐在我面前，我也要对他说：既然交给我来改编了，那我就表现您一“精神”，其他的该扔就得扔，否则还不得演好几个晚上？
对于看过原著的戏剧观众来说，如果对号但入不上座，可能会有情绪，那么请放轻松点来看戏吧，这样我们也能放轻松点。您还是不满意？那我只能说，您别气着您自己！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展现国家话剧院演员尤其是青年演员的表演实力的机会，证明我们可以演正宗的“京味儿”戏；同时这也是一次向老舍致敬的机会。
“我爱看3D，我会用3D”
记：除了角儿，你对舞台形式的创新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明》里，16个演员自始至终不下场，有戏份的时候就演，没戏份的时候就坐在台上“喝茶”看别人演，或者看观众……据说即将于9月在台湾演出的2010版音乐剧《电影之歌》，将充分运用3D科技？
田：2005年《电影之歌》首演时，多媒体技术跟不上，所以那时候走的是实景路线；而2010版也不是单纯地运用多媒体——现在好多戏剧加个投影仪不就敢说自己是多媒体戏剧吗——而是有绘画感的美术效果，非常艺术，它不像《阿凡达》那样让一朵花在你面前立体地“开”啊什么的，但绝对能体现出中国风貌。我们用了目前最棒的8台投影仪，观众会以为是在看电影，可以看到30年代的明星再现，例如周璇会出现，和舞台上的演员打招呼。这会创造出时空错置、年代更迭的美感。再比如有一个场景是上海火车站，观众可以看到动画绘制的火车开进墙面的布景里。
记：你在博客里说很喜欢3D科技“很假却又很真”的效果，还说它“比真的有趣，却又比假的精彩”。
田：这么好的话是我说的吗？哈哈。因为我学过绘画，3D真是“安全”，真人不安全，因为可能会“丑”；但假的呢，又觉得离你很远。
“我的生活质量不如工作质量”
记：在“十二五”规划建言会上，你的发言是“保护胡同”，树立“文化广告牌”等，据说当天你很激动？
田：每个建言人只有3分钟时间，但就800字的稿子，我写到了早上5点——我不能浪费这3分钟啊，如果也说什么前门大街拆除、四城区合并之类的事，就纯粹是发牢骚，我还不如提点有建设性的，比如西城区护国寺边上的小羊家胡同，那是老舍的出生地，在《四世同堂》里叫小羊圈胡同啊，不保护起来，后人怎么了解北京的“平民文化”？还有到处林立的商业广告牌，为什么不能适当地给文化让路，竖立一些“首都剧场”“国家大剧院”“故宫博物馆”这样的广告牌呢？我建议收费应该低于商业广告牌，或者由政府来买单。我在会上还说了一句“要有文化的心”，说得比较狠，确实我也比较激动。
记：感觉忙碌的你一直闲不下来，你自己总结过：生活质量不如工作质量。
田：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开个小卖店，晚上把门一关，看戏去了，但没想到变成了专业导演；现在的理想是喝茶、看戏、聊天，但干了导演这行以后，我的主业成了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我的工作换来了大家的开心，我有严重的“被剥夺感”，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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