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黎明之前》植根温暖土壤的信仰
信仰植根在温暖的土壤里。这种温暖，是刘新杰身旁那些不知真实姓名的战友们，为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新世界，用青春和鲜血浇灌出来的热量
于振威
谍战剧是抗战类型剧的衍生品。从《暗算》到《潜伏》，虽创作者构思迥异，但剧作主旨似乎从未改变：我党为何胜利，国民党缘何崩盘。将国家命题加诸小人物身上，以个人命运证明，我成你败是必然，形成一种典型的抗战剧创作思维模式。
《黎明之前》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模式，但至少跳出了谍战剧创作的桎梏——摒弃权术争斗，弱化情感纠葛。它呈现的，是国共双方特工在既定历史命运之下、谍战最专业的技术手段基础之上，关乎信仰与忠诚的精神鏖战。
《黎明之前》从开始就搬出精神对决的概念。它没有像一般的电视剧，将主人公极力排除在嫌疑之外。故事伊始，刘新杰就处于被怀疑的漩涡中心。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意念，潜伏者很难支撑到最后。就如国民党军情第八局局长谭忠恕所说：潜伏者一开始有的是兴奋和欺骗对手的自豪感，但继续下去便是对危险的恐惧。刘新杰面对的不只是恐惧，当战友直接或间接死于己手而自己只能眼含热泪敲打摩斯密码时，强烈的罪恶感和沮丧感才是最容易使人丧失心智的。这时，信仰便凸显出强大的力量，使他从痛苦中一次次爬起来。随着牺牲战友的痛苦的增加，这种信仰的力量愈发强大，使他在最后关头敢于以必死之心实现乾坤逆转。
《潜伏》中余则成因情而生信仰，《黎明之前》里刘新杰却是因信仰而成长信仰。信仰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植根在温暖的土壤里。这种温暖，是刘新杰身旁那些不知真实姓名的战友们，为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新世界，用青春和鲜血浇灌出来的热量。死去的人肉体泯灭，信仰的力量便嫁植到活的人身上。这种信仰的嫁植，是刘新杰痛苦的源泉，因为每一次嫁植，都必须以感情的撕扯和削减为代价。这样的痛苦，同样也发生在“水手”身上。
无数剧评诟病结局的仓促：精妙的编剧，怎会让“水手”以生命设局，却只为一场欺骗？明察秋毫的谭忠恕，何以在最接近真相的地方溃败？正方战胜反方这样一个结局，难道就是如此错综复杂的剧情给我们的交代？
“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如果理解了惠特曼的这句话，你就会发现这样的结局恰恰是《黎明之前》值得称道的地方。谭忠恕数次提及，只有自己和刘新杰在那场惨烈悲壮的战争中活了下来。他们的信仰在战火的淬炼后变得无比坚挺。谭忠恕是一个纯粹的军人而非政客，他的终极信仰与刘新杰，甚至与共产党人是一致的——国家、民族。国民党节节败退并不足以让谭忠恕丧失信仰，但是当“水手”提及刘新杰这个名字时，谭忠恕修建的信仰长城开始出现裂痕。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竟然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去效忠这个信仰，而且看起来这种选择确实是对的。谭忠恕发现自己被信仰遗弃了，这是他无法接受刘新杰就是卧底的最深动因。
信仰因温暖而成长，也因寒冷而枯萎。当欧阳秉耀和李伯涵上演了一出争权夺位的闹剧，谭忠恕彻底心灰意冷，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忠诚献给党国，把信仰转给新杰。所以，谭忠恕明知刘新杰是卧底，却依旧帮刘开脱，并不是出于所谓兄弟情义，而是为了将自己对国家民族的信仰托付于刘。
之前的谍战剧，最终往往演变到信仰的较量，胜负的天平也往往是因为信仰的高下而倾斜的。在这一点上，《黎明之前》做得更纯粹：它抛开“信仰高低”的论断，将谭忠恕和刘新杰——如同《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立青与立仁，没有所谓“主义”的沟壑，却信念不一、势均力敌——设定在一个尴尬的历史时刻，进行一场精神保卫战。对刘新杰而言，他走投无路又无可奈何，在迷失和死亡的恐惧中拼命挣扎，因为这是一名潜伏特工的职责；对谭忠恕而言，他原本占尽了天时地利，又坐拥八局的精英集团，却也不得不在历史的滚滚车轮面前低头。在谭忠恕与刘新杰之间，没有失败者，也没有胜利者。
分别之后，两人再未谋面，谭忠恕被软禁终生，却并不悲哀，他的信仰，在祭奠“水手”的那个早上，已经移交到刘新杰这个出生入死的兄弟心中，并且一直成长，从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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