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子弹》一个戏疯子的癫狂独白
穆冉
你要是想听实话，我就告诉你，我他妈烦透了这事！票房这事跟导演有关系吗？我是个种萝卜的，不是卖萝卜的。别跟我说首周票房1.7亿破了多少纪录，我对这个结果还真是不满意！要是真有人在打击盗版这事上来劲，我首周会只有1.7亿？！
3年前我拍过一部《太阳照常升起》，投资8000万。在威尼斯电影节，我输给了李安的《色·戒》。后来公映的时候，票房是3000万。我知道有人在等着看热闹，“玩儿砸了吧？”——“砸了吗？我怎么觉得才刚开始？”当时太多人说看不懂，我说“下回我拍个让你们看得懂的”，这就是《让子弹飞》。
《让子弹飞》的确是“一碗凉粉引发的血案”，往大了说，它其实是所有革命时代的标本；往小了说，每个人的世界里，都有一个黄四郎。所以别纠缠他到底是谁，爱谁谁。张牧之在鹅城要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公平。有人觉得这个太装，不像从前的我。你了解我吗？“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这事儿装吗？我不觉得。
还有件得“装”的事我做不来，就是“装糊涂”。黄四郎说张牧之“霸气外露”、“不会装糊涂”，其实在说谁，明眼人都清楚。你们能看懂，因为我在说段子的时候也在讲常识。我不会装糊涂，自然没少得罪人。明知道这事儿不对，我还得骗自己，还得配合你把这事给办了，我做不到。所以做演员时，但凡我觉得导演想得不靠谱，我就很难去做。我不是跟你叫板，犯不上，我就是想这电影好。掏钱买票的都是衣食父母，对父母的脑子，不该有点敬畏吗？多牛逼的电影，不也被父母们看出一堆毛病了吗？
跪着挣钱，这事我太反感。但这个在我们这行不新鲜。一个电影从无到有，前前后后要遭多少罪，看的人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但做的人最清楚。100亿，这个数字放在今天很多公司老板那里都不好意思跟人提，但这就是中国电影今年力争的总票房，还不是纯利润。能挣钱的事儿多了去，为那点钱，还他妈得跪着，至于吗？日本人跪得多，但那是谈事，不是做事。跪久了，腰就不好，事儿也做不长，更别想好。所以我不跪。
拍部好看的电影算个事儿吗？把电影卖得挣钱了算个事儿吗？都不算！你问可是为什么那么多烂片扎堆？很简单，因为那些人在乎的不是电影，“骗吃骗喝骗炮打”，电影就是个手段。跟这些狗东西我玩不起。所以17年我就只拍了4部。有位大师说：电影是男人最奢侈的玩具。当年我之所以想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我有话要说，而且这事儿好玩。要是有一天，它不好玩儿了，我就不说。你比如跪着，这事它就不好玩儿！
——但是现在不同了，我有一个闺女，俩儿子，我太知足了。我得为他们和自己做点事，所以我必须玩得起！
老有人问我为什么拍3年前那部电影，我跟你讲，我心里有三股邪火。一股对青春，一股对历史，还有一股是对爱情。所以我拍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和《太阳照常升起》。这三股邪火堵得我胸口难受，我不泻了，没法做后面的事儿。
其实我只是一个业余导演，我最喜欢的事情还是演戏，因为我是一个演员。所以我所有的电影，舞台感强烈、空间感都不够好、中近的景别尤其多，但我敢说我电影里的精彩表演桥段是最多的。如果再给我点时间，我能弥补好多《让子弹飞》的遗憾，我能让电脑特效再逼真些，我能不用《太阳照常升起》的配乐，我能再剪得更精致些……都别急，慢慢来，就好比我起的《让子弹飞》这个片名，这年头，太多人都只惦记结果，我想提醒你们，别忘了过程。别人我不管，我，有了过程，就一定给你结果！
23年前，我跟张艺谋在山东高密拍过一部《红高粱》，那里面有中国电影如今最久违的两种气质：酒神意志和生命狂欢。我不知道别的做电影的人怎么看，在我这里，电影不能没有这个。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十八里红”这样的烈酒真是好酒，我到现在都没醒。——“惊喜”还在后头，因为我没打算醒，还在死磕。
(本文为虚拟独白，非口述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