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鲍勃-迪伦，最熟悉的陌生人(图)
《北部女孩》专辑
《小人物的歌谣》专辑
青年鲍勃-迪伦
鲍勃-迪伦
深圳特区报讯 (记者 王俊) 4月3日，台北——4月6日，北京——4月8日，上海——4月12日，香港。这是世界当代文化殿堂中的传奇人物——鲍勃·迪伦即将在中国踏过的轨迹。
大师尚未抵埠，关于大师的舆论声浪已经在报纸、电台和网络上沸腾，在各路文艺青年的唇边喧嚣。人人都在谈论迪伦，圈内圈外都纷纷做出引颈期盼的热切姿态，仿佛等着这位70岁的美国老人在一片久旱的土地上洒下甘霖。
然而，对作为坊间话题之外的迪伦，真正了解的人究竟有多少？固然伟大的迪伦，对中国流行乐和当代文化究竟产生过哪些实在的影响？眼下的这场风潮，究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温习？还只是又一场先锋旗帜下的时尚秀？
即使在西方，鲍勃·迪伦都是一个复杂难解的文化方程式，更何况在东方。人人都听说过他的大名，都以谈论他为荣，然而，那个被概念化之外的迪伦，却依然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1965年，鲍勃·迪伦被视为民权运动旗手的那个最火红年代，当美国“紧急国民委员会”欲为他颁发“自由奖”时，拒绝领奖的迪伦如此尖刻地奚落大众对他本人的追捧和热情。
“民谣教父”、“摇滚巨人”、“诗人歌手”、“民权代言人”、“抗议领袖”、“游吟诗人”、“反战歌者”、“叛逆者”，甚至“时代旗手”、“政治气象预报员”、“一代人的良心和代言人”等等，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到如今的中国，人们习惯于毫无节制地将各种“美誉”戴到迪伦的头上。并没有人真正在乎迪伦自己是否情愿或是否真有这样的出发点。
专门研究迪伦的台湾乐评人张铁志对记者说：“在许多人心中，鲍勃·迪伦无疑是音乐史上抗议歌手的‘最佳形象代表’。在很多‘文青’的心中，他和诗人艾伦·金斯伯格、黑色幽默小说家约瑟夫·海勒一道，成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象征的‘老三件’。”他观察到，作为文化符号的迪伦，显然比作为音乐人的迪伦更受到公众待见。
迪伦在乐坛横空出世的那个年代，恰值美国民权运动和左翼反战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他所创作的《答案在风中飘》、《大雨将至》、《战神》等词义隐晦、充满暗示性的民谣歌曲，因此适时地被民众拿来，推崇为民权和反战运动的“圣歌”。渐渐地，迪伦的歌曲溢出了音乐本身的边界，成为某种精神气质的表达者和塑造者。他本人也被大众推举为符号化的时代伟人和文化英雄。
然而事实上，虽然迪伦曾与马丁·路德·金共同站在民权运动的街头，虽然他与艾伦·金斯伯格、杰克·凯鲁亚克一度过从甚密，然而，迪伦却从来都与主流的社会运动若即若离，他反对外界对他作品的过度解读。当记者问，《大雨将至》是否影射了古巴核弹危机，他没好气地回答：“大雨就是很大的雨，不是原子弹。”当万众追捧那首《答案在风中飘》时，他嘲弄说：“写此歌的时候根本没觉得它好在哪里。”
迪伦一再宣称：“我不想出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幅集体图景中”，“我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的代言人，我不过是一个音乐家而已。”他绝不自许为真理的代言人和真相的发现者，而是近乎刻意地与当时轰轰烈烈的嬉皮文化和社会政治运动保持距离，甚至不惜用“撒谎扯淡，吵吵嚷嚷”来抹黑那个年代。
乐评人李皖认为，迪伦“不一定最在乎时代，但一定最在乎他自己。”在被世人看重的那些所谓“时代战歌”之外，迪伦所看重的是有着更多个人隐情和悲苦的自传歌曲。但悲剧的是，他一直在被当做“公众精神偶像”的道路上越传越谬，越误解越深。
在好莱坞大导马丁·斯科塞斯为鲍勃·迪伦拍摄的传记片《无处为家》中，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下面这个著名的故事：
1965年，美国纽约的新港民歌节上，曾经凭民谣演唱独步天下的迪伦出乎所有人意料，将吉他插上了电，用15分钟的摇滚表演宣告了对自己的颠覆。结果，此举冒天下之大不韪，迪伦背上了“民谣叛徒”的恶名。
次年，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场演唱会上，迪伦在台上用摇滚制造喧嚣时，台下突然有人高声骂道：“犹大(意指叛徒)！”决心与大众品位为敌的迪伦二话不说，他用力跺脚，回头吩咐乐队：“把音乐玩到最大！”他重重地拨响电吉他，仿佛要与过去的自己和一切不相信他的人决裂。
这才是真正的迪伦，一个桀骜不驯、永远都在反叛的迪伦。他半个世纪的音乐生涯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己既有风格的革命。
迪伦在1961年初抵纽约时，本来是怀着对民谣巨匠伍迪·格斯里的无限景仰而准备模仿一把南方民谣的。然而，他所见到的伍迪·格斯里在病榻上奄奄一息，声音绵软，打破了他对乡野民谣的幻想。迪伦改从格林尼治艺术村的街头歌手那里学来了口琴，并把垮掉派的诗歌融入歌词，为自己的民谣“强筋壮骨”，终于一唱天下知。
然而，两年后，如日中天之时的迪伦在听到“动物”乐队将他的歌曲《旭日之家》改编为摇滚时，被惊得跳下汽车座椅，那种“完全无礼的改编”在他眼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音乐世界，从此决心投入摇滚的怀抱。
“不要在教堂里吹口哨，不要在民歌节上唱摇滚”，虽然在当时的美国音乐界有这样的警示，但迪伦依然在新港民歌节上用摇滚的声浪惊世骇俗。虽然他只唱了3首歌就被观众的嘘声轰下了舞台，以至于他所尊崇的民谣领袖皮特·西格愤怒得要用斧头把扩音器电缆砍断，但在反叛的道路上，迪伦从来义无反顾。
1966年在伍德斯托克骑摩托车出了车祸后，迪伦隐退两年。复出后的他令人惊讶地回归了田园风格的民谣，只是更加诗化、哲理化。之后，他又在布鲁斯、爵士与民谣融合的道路上狂奔。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风格再次转向自省的宗教福音歌曲。进入老年后，他让原先砂纸一样的声音变得甜腻、悦耳起来，依然不管外界的质疑，率性而为。
迪伦从未因自己的名声而感到欣喜，反而想尽办法要让自己的名气降温。为此，他不惜在头上淋一瓶威士忌，然后东倒西歪地在大街上走，希望人们看到他的邋遢形象，从此停止无聊的追逐。他利用民谣的多义性，迷惑着人们追求真相的企图：“民谣是难以琢磨的。一首民谣有一千张脸，只取决于谁在演奏、谁在倾听。它不提供真相，只启发你辨识生活的假相。”
这就是迪伦。他总是在时代的远方一骑绝尘，总是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吸引你转睛。
鲍勃·迪伦大概不会喜欢上海一家晚报对他中国巡演的报道。因为在那篇《鲍勃·迪伦要来了》的大幅报道中，所附的照片其实并非他本人，而是另一位美国歌手威利·尼尔森。这一明显错误既未引起多大关注，也一直没有得到更正。
在广州一家周刊的版面上，想当然地把当年压根没参加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迪伦硬塞进去，似乎凭借他的地位和知名度，不应该在那场盛宴中缺席。
此次将鲍勃·迪伦引进中国内地的北京歌华莱恩文化公司总经理魏明对记者坦然地表示，自己也是在两年前才从朋友那里第一次听说了迪伦的名字。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人对鲍勃·迪伦的了解指数，似乎并没有对他的热情指数那么高。
许多人把崔健称为“中国的鲍勃·迪伦”。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崔健在自己的排练室挂的是约翰·列侬的画像，他还公开表示喜爱滚石乐队，却从未提及鲍勃·迪伦对自己有何影响。还有一个事实上，迄今为止，中国内地从未正式出版过一张鲍勃·迪伦的专辑。
资深乐迷贾维发现，无数的人都在微博上讨论迪伦，票也卖得很疯。但除了盲目膜拜之外，大多数人说来说去只有“买不到票啦！我终于买到票啦！”之类的口水话。他做了个小调查，结果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能完整地唱3首以上的鲍勃·迪伦作品。因此，他不得不提议张晓舟、郝舫等乐评人写一份《鲍勃·迪伦简明指南》，普及一下关于迪伦的音乐常识。
乐评人王小峰说：“迪伦的音乐对我们国内的乐迷影响并不大。我们对他的了解太少、太不全面。他更像一个人人仰视却虚无缥缈的精神符号。”
在记者的调查中，人们谈及自己如何认识鲍勃·迪伦时，大多提及这3个途径：1，电影《阿甘正传》中，两次出现琼·贝兹翻唱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的镜头；2，在若干年前的《音乐天堂》等英语有声教材中，常常收录了《答案在风中飘》；3，在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和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这两本热门文化著作中。除此之外，真正对迪伦的50多张专辑了如指掌的人，寥若晨星。
由于历史上巨大的时间差，迪伦演唱会在中国实在算不上怀旧派对，而是一门有待恶补的新功课。乐评人郝舫说：“我毫不怀疑迪伦的中国巡演会场场爆棚，即使从不听迪伦的人也会哭着喊着要去‘见证传奇’。迪伦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但就像有人硬捧着晦涩的文学名著宣示品位一样，对迪伦和他的音乐不求甚解的人们却朝着他一拥而上，只不过是在集体消费一种文化符号。”
鲍勃·迪伦的中国巡演，犹如一个从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牌终于将其旗舰店开到了中国，人们蜂拥而至，为的是“到此一游”，睹人思人，看似熟悉，实则陌生。在这种典礼式的狂欢和膜拜中，失落的是音乐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