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人董铭：金棕榈归属有历史没规律
图为参赛片《艺术家》的男女主角
在戛纳的历史上，金棕榈的归属者并非都是“众望所归”，当获奖者走上卢米埃尔大厅的正中央，从评委会主席手中接过镶嵌着金色棕榈叶的水晶匣子的时候，迎接他的不只是掌声和闪光灯，还有可能是嘘声和倒彩。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987年的颁奖之夜，当《撒旦的天空下》爆冷获得金棕榈时，场下厌恶此片的记者一片嘘声，导演莫里斯·皮亚拉毫不示弱地举起了右拳，“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我也一样不喜欢你们！！”同样是爆冷，去年泰国导演阿比查邦·维拉斯哈古的《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也是很多记者们的“睡觉场”，事先没几个人能猜中他的获奖，但也随着蒂姆·伯顿接受了他的解释。可若是把此片拿到强手如云的今年，恐怕就不会有这般的好运，在晦涩和深奥程度上，《生命之树》更显出自己的宏大。在全球化、风格化的当下影坛，对于不同类型艺术的宽容度要高于20年前，更何况，个中还掺杂了意识形态和个人情感。再往前溯，2009年奥地利名导迈克尔·哈内克的《白丝带》获奖时，就是众望所归。国际影评人协会的“费比西奖”提前授予，评委会主席伊莎贝尔·于贝尔虽有“顺水人情”之意，但旁人也无从质疑《白丝带》的伟大。今年的“费比西奖”就毫无指导意义。《生命之树》的导演泰伦斯·马立克干脆就不出席新闻发布会，也不来现场领奖，任你掌声或是嘘声，也无需拳头回应，这在戛纳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高姿态”。
与奥斯卡截然不同，在以某位著名影人为主导的九人评审小组中，“金棕榈”最终花落谁家很难预测。这种评选机制带来的偶然性，同样是属于艺术品，而非商品的魅力。“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戛纳并不需要民主，作为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国际一流影展，戛纳需要的是魄力，信任评委的眼光，足以影响电影的发展方向。金棕榈和民主无关，同理也和票房无关，唯有艺术独创性会成为打动评委的关键。《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全球票房目前只有100万美元；而同样在一片质疑声中，被昆汀·塔伦蒂诺推上领奖台的《华氏911》，却在2004年前后为迈克尔·摩尔带来了2.225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对于美国电影来说，戛纳的荣誉对国内票房的贡献有限，但对于海外市场却格外突出，尤其像《加勒比海盗》这样的娱乐大片，参加戛纳只是为了用最少的经费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至于在争议中获奖的《生命之树》，海报上的那片金棕榈标志，对于美国观众来说，或许还没有布拉德·皮特的面孔有号召力。
在戛纳呼声最高的《安纳托利亚往事》最终斩获评审团大奖，但这并不说明导演锡兰的祖国土耳其就一跃成为了该地区的电影中心。早在1982年，土耳其导演伊尔马兹·库乃的《自由之路》就摘得过金棕榈，但一个国家的电影发展还需要几代人连绵不断的努力。自1972年以来，戛纳组委会改变了选片方式，不再从各国官方推送片中挑选，而是自派选片人直接联系创作者，奖项也因此是颁给个人而非国家。这就给更多“非主流”导演出头的机会，绕过某些“非电影”因素的干预。但是戛纳血液中的政治性和地域性考量，又让组委会在不同时期倾向于特定背景的作品，譬如冷战时期的东欧影片，以及这几年不断“偷送”来的伊朗电影。戛纳组委会有意识地扶持“嫡系新势力”，为那些在本国还不被重视，甚至是遭遇偏见的年轻天才，提供资金和舞台，一步步从“短片角”、“影评周”到“一种关注”直至主竞赛单元。即便像当年特吕弗、卡索维茨，处女作一鸣惊人者也不在少数，这次的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麦温·勒贝斯克还不能算是“初啼”，其潜力还待来日再看。
自1955年开始设立金棕榈大奖，戛纳原则上把评委大奖、导演、剧本、演员等奖项“分散派送”，避免出现一片独揽的局面，但这个惯例常常被打破。历史上曾出现过六次“并列金棕榈”，最近一次给了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简·坎平的《钢琴课》(1993年)；而最近一次评委团大奖“双黄蛋”则是张艺谋《活着》和米哈尔科夫《烈日灼人》(1994年)，本届的《安纳托利亚往事》和《单车少年》也的确难分高下。好电影太多，评委也很难取舍，据说某届评委曾争得面红耳赤，事后大爆不满，这也成了戛纳史上的轶事。
戛纳的历史，几乎就是半部电影史，可以看出世界电影发展的趋势和脉搏，但具体到奖项，却很难捉到规律。没有最好，只有最感动，这才是电影作为“第七艺术”的最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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