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红色主题的艺术化呈现
电视剧《中国1921》剧照编辑老师点题，希望我谈谈对“红色历史影视”的看法。其实所谓“红色历史影视”，在目前虽算内地影视独有的“特色产品”，却不宜孤立地来看，否则就谈不清楚。
就片种和影像语言的渊源而论，内地“红色历史影视”可以上溯至1949年至1965年这段时间的共和国前期同类电影。中年往上的观众可能都还记得《林则徐》、《董存瑞》、《风暴》、《战上海》、《东进序曲》、《聂耳》、《在烈火中永生》、《甲午风云》这类电影；新时期至今，这类电影的拍摄其实还在延续，比如《孙中山》、《周恩来》、《瞿秋白》、《大决战》、《焦裕禄》、《鸦片战争》、《离开雷锋的日子》、《张思德》……只是这类影视以前都被划到涵盖更宽、谈起来也更方便的“主旋律”说法下。
与所有诞生自二十世纪的艺术一样，主旋律历史电影的源头或参照系式作品，多来自欧美和日本。只不过各国价值取向和导演的思想境界不同，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判态度各异。比如像前苏联罗姆的《列宁在十月》、《普通法西斯》，彼得洛夫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塔尔科夫斯基的《伊万的童年》，叶尔绍夫的《围困》，罗斯托茨基的《这里黎明静悄悄》，奥泽罗夫导演、邦达列夫等人编剧的长达8个小时的五集巨制《解放》；美国斯凡那导演、科波拉等人编剧的《巴顿将军》，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和《兄弟连》；前南斯拉夫的哈·克尔瓦瓦茨大师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德里奇的《苏捷什卡战役》……这些影片的情节，有的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有的则是背靠真实的历史背景，进行仿写、升华和虚构，但无不具有“向本民族英烈献礼”的潜台词。这一点无论诞生时间的早晚，中外影视基本都是趋同的。
不过，内地影视在这方面的创作，这些年一直面临着以下几个瓶颈——
对主题予以艺术化的呈现
怎样读解高品质的“献礼”作品、尤其是高品质的“历史题材献礼影视”的内涵，显然是横在艺术家和管理机构、宣传机制之间的一个障碍。传统一点的理解会认为：“献礼”就应该是遵命之作、图解之作、主题直露(不是“主题鲜明”，而是“主题直露”)的口号之作；而现代一点、艺术一点的观念则是，只要是在人文的、人性的、善意的角度，在尊重史实和历史内在逻辑的前提下，对主题予以艺术化的呈现与发挥，就应该被视为“献礼”之作。后一种理解在今天无疑更高级、更贴近观众的接受心理，更具亲和力，也更具备文艺生产上的可操作性。像导演张黎的史诗巨制《人间正道是沧桑》，如果从创作者和观众的角度读解，它无疑是一部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献给1925至1949年这段中国现代史的、主题鲜明的上乘之作。但映播时的低调处理，使得这部剧集更像一个“中国特色”下的异类，而没有凸显出它本来的献礼意图。
怎样才能变得真正好看
在内地，“献礼影视”构成一个行业制作上的“亚概念”，主要还是在近二三十年。这正是内地所有领域空前市场化的时期。“贺岁档”、“暑期档”等影片热映机制的逐步成型，“类型剧”在电视剧生产线上的大行其道，是这一阶段影视业在发展上的重要特征。这些变化和演进，不可能不影响到那些“献礼影视”、“历史献礼作品”的创作者，也不可能不在正、反两方面留下观念碰撞的烙印。这其中，制作上较为出色的电影有《离开雷锋的日子》(切入点放在了当下生活，导演雷献禾)、《张思德》(充分利用了镜头语言，对大历史下平凡人进行了诗意叙述，导演尹力)、《毛泽东的故事》(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了成功的浓缩式虚构与人性化展示，导演韩三平)、《周恩来》(在高难度的创作前提下，使用拟纪录片风格，对历史人物的部分生活进行了写意式的呈现，导演丁荫楠)；较为出色的剧集则有《人间正道是沧桑》、《北平战与和》(对感情逻辑与历史逻辑，有着正确的理解与诠释，导演张前)、《雪豹》(在“献礼剧”、迎合“另类英雄”式的市场观赏趣味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导演陈皓威)；较为令人难忘的形象则有李雪健扮演的焦裕禄(《焦裕禄》)、张国荣扮演的靳(《红色恋人》)、孙淳扮演的瞿恩(《人间正道是沧桑》)、吴军扮演的雷锋和张思德(《离开雷锋的日子》、《张思德》)、王铁城扮演的周恩来(《周恩来》)、李幼斌扮演的李云龙(《亮剑》)……上述这些影视作品和人物形象，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成功指向：在历史大环境与作品情境下，对岁月、人性中动人一面的凸显。而这也是同类许多冷剧，包括个别轰动一时、成为话题的热剧所不及的地方。
如何告别收视和票房的虚荣纪录
献礼影视追逐收视与票房，是市场化以后的必然。即便是以追求社会宣传效应为主要目的，献礼影视的主创者们也依然逃不脱来自影视工业本身的律令——资金的桎梏与利润的诱惑。而在这一过程中，对媒体虚报收视率，或在特定的档期保护下，进行垄断式放映以博取更高的票房纪录，就成了混淆公众和业内对影片价值判断的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献礼影视作为一种事功性诉求比较直接的文艺创作，它与其它影视作品相比，有着不少社会资源上的优势。譬如电影，过去的献礼电影，大多享受着单位、学校包场的票房优势；现在呢，包场的收入比虽然在减小，可某些献礼片获得的“无竞争前提下的保护式放映”，显然会令许多其它电影艳羡不已。像《建国大业》、《建党大业》这类非常规运作的超级命题电影，还要被放到与其它影片相同的前提下进行市场业绩评估，显然是有失公允和公平的，也容易让主创人员产生无来由的骄傲。如果今后对献礼影视继续采取保护式映播，那么可不可以在评估它们时，采用另外一套专门的指标？或者维持与其它影视同场竞技的现状，但取消掉那些非市场因素的保护？这是需要影视主管部门花大力气去研究和解决的。献礼作品不应该唯票房论，要摒弃市场攀比的虚荣思维，鼓励主创者多做美学上的尝试，这才是保持行业创作活力的最好办法。
(责编： Lor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