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电影如何把握“当代性”？
回顾刚刚过去的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对中国电影人而言，若要寻出些和往年的与众不同，最典型的标志是担任地平线单元评审主席的贾樟柯(微博)公开批评中国电影“缺乏当代性”。而蔡尚君凭借一部并不被国际影评界普遍认同的《人山人海》获得最佳导演奖，以及叶德娴以“桃姐”一角挑翻朱迪·福斯特、凯特·温斯莱特等一批国际著名演技派明星荣登影后宝座，似乎也透露出这样一个讯息：凡能表现中国“当代性”的电影会受褒奖。
批评语振聋发聩
贾樟柯是在地平线单元评审团的记者见面会上抛出他的批评意见的，他说：“这次威尼斯电影节所看到的电影，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的电影可以非常直接、迅速、敏捷地对各自国家、各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电影层面的反映，比如种族的问题，移民的问题，贫穷的问题，战争的问题，饥饿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性别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能够大方而迅速地在电影里面得到体现，电影人可以毫不回避地处理这些题材，来回应这些生存里面的困境。”相形之下，由于多方面原因形成的诸多禁忌，“中国电影无法在银幕上获得中国的当代形象，来展现中国的当代问题和当代情况。中国电影对人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跟整个人类理解的总体进展有很大的脱节。从整体上来说，这些方面比较陈旧。”
此番言论一经媒体报道后，在参赛的4部华语片中，除了《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德圣9月3日就已经飞回台湾，其余3部参赛片的导演在随后的亮相中，所谈论的话题都与之相关，比如许鞍华的“纪录香港”、蔡尚君的“坚持梦想”和杜琪峰的“文化转型”。
获奖片默契回应
9月11日晚，当威尼斯主竞赛单元的奖项逐一开出后，主会场内的观众秉持着礼貌始终给予热烈掌声，而收看直播的新闻中心内的记者们却将内心的喜恶表达得更直接些。叶德娴的获奖确实获得了全场记者的热烈掌声，但最佳导演奖(《人山人海》的蔡尚君)和评委会奖(《内陆》)宣布时，记者们嘘声四起。
主竞赛单元评审主席达伦·阿罗诺夫斯基在颁奖后分述了两部华语片获奖的理由，他说“《桃姐》探讨的老龄化主题是个很大的主题，细腻的导演和表演让它十分感人。”谈到《人山人海》，他表示评审团对这部影片都比较偏爱：“它很棒，评审团的成员都觉得它的力量是不需要翻译也能感受得到的，它非常独特，演员的表演和气氛都表现得很好，我喜欢这个导演的手法，这只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希望这个奖能够帮到他。”
有评论分析，本届威尼斯主竞赛单元评审团的态度是：鼓励那些值得鼓励的人。但记者认为，这是一个泛化的说法，能入围的竞赛片，哪一部没有值得鼓励之处呢？换个角度看，对于贾樟柯关于中国电影的批评，达伦领衔的评审团何尝不是给出了一个微妙而默契的回应呢？否则存在叙事混乱、剪辑能力低下这样硬伤的《人山人海》如何能拿到银狮奖呢？
“当代性”未必全缺
华语片在水城的丰收，是好事，但因此认定只要追求“当代性”就是获得国际认可的最佳途径，那或许过头了。客观地讲，贾樟柯的批评显现了他作为中国电影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其中的过激之处也显而易见。若中国电影“当代性”真的急缺到无现货，今年我们又如何看得到像张猛的《钢的琴》这样的电影呢？
即便是在商业电影里，恐怕也非贾樟柯所批评的那样“一味的是历史戏和武侠片”。比如很有票房和娱乐性的《非诚勿扰2》，片中关于生前追思会和买墓地的桥段，难道不是中国当今社会对死亡的观念性转变的反映吗？
事实上，即便贾樟柯本人，对所谓“当代性”的定位也是很宽泛的。在提及自己未来创作方向时，他说：“未来我基本会是历史题材和当代题材的结合。我对历史题材的筹备和酝酿都已经达到了十几年这样长的时间，会陆续拍。当然现实生活也给我很多启发，我会混合在一起。最主要还是当代中国问题所牵扯出的历史的阶段，历史的事件，它让我觉得如果我能拍历史的话，能让我们感受和想起当代生活。”也许，贾樟柯更试图表达的是希望改变中国电影的艺术与思想内涵和中国电影观众观影观念，但安上“中国电影当代性缺乏”的大帽子，面广了点。
本报记者 罗震光
(责编： M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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