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高晓松通过“认罪”赢得尊重
羊城晚报记者 章琰
近日，邓建国(微博)进去了又出来了，高晓松(微博)终于出来了，苏越进去了且有可能再也出不来了。这“两出一进”，引发了外界广泛讨论，当中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那就是“量刑过重”。
先说高晓松。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可谓当时酒驾入刑判决最重的一案，连提出增设“危险驾驶罪”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施杰也说：“高晓松案虽然完全符合定罪条例，但被以‘危险驾驶罪’拘役6个月的上限量刑确实相对较重。在事故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高晓松在事发后第一时间迅速报警且认罪态度好、事后积极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其行为符合我国司法酌情定罪规定，理应从轻处罚。”
再说邓建国，他因欠债不还，还高消费，被司法机关拘留15天，即便现在被释放了，“限高令”依然有效，邓建国仍然不能坐飞机、火车软卧，也不能住高档酒店……在公众记忆中，因违反“限高令”而被搞得如此狼狈的是少数，而邓建国是其中的“佼佼者”。
讨论得最多的，则是苏越案。因合同诈骗罪而判处无期徒刑，这让苏越的圈中好友纷纷表示“太过了”，苏越前妻安雯更是在微博上哭得肝肠寸断。
其实关于艺人量刑问题的探究并非新鲜话题。前两年臧天朔聚众斗殴罪名成立，被判刑6年，其律师和一众圈中好友也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过质疑。但，这真的就是“量刑过重”？记者并不认同。且不说“量刑”标准如何，从社会影响力来说，严惩犯法违纪的公众人物是有必要的。试想一下，一个普通人和一个名人同时做错一件事，谁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而一个市井小民和一个大明星同时被处以刑罚，谁对社会产生的告诫作用更大？
面对“名人是否应重判”的争论，与其自哀自怨，不如学学高晓松———中秋节那天他身在狱中，其妻在他的微博上说：“我告诉他是酒驾入刑以来全国唯一一例被判最高刑6个月的，所有比他状况严重的都比他判得轻。他说他认罪认刑，与别人无关。”作为一个有高知名度的名人，高晓松在获得了公众所给予的名气和利益之外，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犯错后比普通百姓更为沉重的代价，一句“认罪认刑，与别人无关”，足以让高晓松得到公众的尊重。
(责编： s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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