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编辑/李星池
2011年,戏剧演出市场风生水起,台上演出的戏不少,可佳作并不多,加上港台及海外的优秀戏剧作品进入内地“抢食”,戏剧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诚然,每一个创作者都值得尊重,每一部作品都有存在的价值,可是,更多的戏剧人还是各自为政,虽有相互交流的愿望,但却苦于没有平台,而“北京国际演艺服务平台”的成立就是出于提供交流平台的目的。
在“2012北京国际演艺服务平台”启动之际,主办方邀请了众多戏剧人齐聚一堂,共同讨论戏剧的发展与困境。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主办方因此特地举办了6场“马拉松论坛”,每次论坛选取一个具体的切入点,让戏剧人畅所欲言。这些论坛可以看做是对去年戏剧市场的总结,也可以被认为是对今年戏剧发展的展望。本文从6场“马拉松论坛”中提炼了部分精彩内容,这只是沧海一粟,观众需要好戏,而这需要全体戏剧人的努力。
我们需要怎样的戏剧?
2011年过去了,北京的演出市场一派繁荣景象,有人说这是好戏连台的一年,可是考虑到戏剧演出的总量,好戏所占到的比例实在是太小。如同社会的其他领域,戏剧市场同样浮躁和迷茫,有人只是想捞钱,有人过来凑热闹,真正有真诚表达的创作者在今天的演出市场中反而有点寸步难行。
一个巴掌拍不响,目前戏剧的现状也与观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部分观众希望通过看戏找个乐子,这直接导致舞台变成了段子的贩卖场,如果剧场一下子静下来,创作者和观众都会突然变得不知所措,我们需要一浪接一浪的喧嚣来掩饰心中的焦躁与不安。可是,好的戏剧,更应该直指人心,那是很多人一直逃避面对的地方,而那才是爱与生命的源头。
嘉宾
万方 剧作家
史航 编剧
苏蓬(微博) 导演
孙恒海(微博) 制作人
编剧需要真诚和相信
万方:任何时代编剧都应该是真诚的,编剧是一个观察者、思想者,又是掌握写作技巧的人。
史航:编剧要做良导体而不是不良导体。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为好的东西高兴、为坏的东西难过。但是现在这个时代里,你为不好的事情难过,容易把自己难过成一个敏感词,我可以做敏感人但不可以做敏感词。有的编剧认为不轻易动感情是高明,我觉得不动感情是一种残缺、残疾,能动感情不仅是态度立场,也是一种高贵的天赋。编剧要相信自己写的东西,那种相信自己,并让大家通过他来相信一些事情的编剧太稀有了。
万方:其实每个人都希望有相信的东西,如果没有相信的东西,生活就没有方向。我相信生命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我觉得人生是充满了歧义、不确定性的。我相信世上所有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理由的,写作就是要寻找出他们的理由。
苏蓬:作为导演,要先去理解剧本,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剧本不同导演导出来不一样的原因,因为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我个人喜欢开放式的结尾,开放式指向可以给别人带来更多的思考。
孙恒海:作为制作人,我更关注资金的安全。这是我的责任,但我会相信我的合作者。制作人、编剧、导演都要有共同的相信,才能做出一部好戏。
“拷问出洁白下面的罪恶”
万方:戏剧要推到极致,我愿意写狠东西,推到极端再来一个和谐的,也就是爱。一位美国导演说过戏剧的三大要素是:挥之不去的张力、遏制不住的冲突升级、欲罢不能的人物。说得非常棒!我父亲讲写戏有三个“有没有”:人物有否、悬念有否、冲突有否,这也是写戏的一个窍门。现在的戏虽然形式多了,但内涵还是没变。我更愿意在家庭之间展开笔下的戏剧,因为每个人在亲人面前是最真实、最赤裸裸的。
史航:我最喜欢的华语电影导演是杨德昌,他一直站在儿子的角度看父亲,站在父亲的角度看儿子,他是一个标识。写家庭不一定是题材上的选择,而是这面镜子最足以照进一切,能够看到更多的真相,而真相是有意义的。我特别相信一句话:“作为作家要拷问出洁白下面的罪恶,但是也要拷问出罪恶下面真正的洁白。”很多作品前边做得特别好,但是后边能不能找到真正的洁白、当初的初衷?有人会忘掉的。
苏蓬:所有严肃的话剧人都应该相信一点,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人渴望被触动,渴望可以坐下来沉静地思考,所以我拿到剧本的第一反应就是看这个戏能不能触动我。如果观众看完我的戏之后,哪怕能在椅子上思考一秒钟也好,这是我工作的原始动力。
孙恒海:我会不断地跟创作者沟通,沟通过程中了解他们对生命体验的提炼。如果可能,我会首先保证戏的内容,票房好坏与否主要在运营,我相信好作品一定会有好票房。
无声胜有声
史航:我是双鱼座,有点水就能“游”。比如我给你一个剧本,哪怕你删得剩一半了,但只要你传递我的想法就OK了。我不是强势编剧,我不在乎弱势,一直跟导演较劲反而耽误了自己,我安于弱势。
万方:我认为史航要“强”起来。原创是最难的工作,是无中生有,编剧对它才最了解。舞台剧的好坏我认为有80%是由剧本决定的。
史航:我只表现出了一个胖子的柔软。另外,现在很多喜剧都是靠段子加段子的堆砌,但这不是戏,因为段子间是要冷场的。一旦用段子格式,人就会永远抄近道,段子的堆砌是一种焦虑,一旦安静下来就不知所措了。我一直尽量提醒自己不要段子化,成为段子肯定不是好事,这是饮鸩止渴,会磨损观众,这是对观众的伤害。
万方:我看过《樱桃园》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巨大的寂静、伟大的寂静》,我当时突然感觉到剧场的寂静,就好像所有观众融合成一个人。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沉不住气、这么着急呢?生怕一点声音没有,就想讨好观众,如此急切。其实,来自于观众最有力量的反应是寂静,寂静是直达心灵的。
史航:打开一间黑屋子,放一个小蜡烛头它里面就亮了,寂静就是这样,安静真的会填满整个空间。
我们需要怎样的剧场?
据说,不久的将来,北京将在中心城区兴建超过120座剧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量。如果计划成真,那么,北京的剧场密度甚至超过了百老汇和伦敦西区,可是,真的有这么多好戏吗?建剧场就纯粹是为了繁荣戏剧演出市场吗?
戏剧的低门槛让进入戏剧圈相比电影、电视圈变得容易,投资不大,头上就有了文化人的标签,这是部分投资者热衷于此的原因。可是,这并不能带来优秀的戏剧作品,剧场是“死的”,我们更应该在乎的是剧场文化,这才是经营剧场的根本所在。
嘉宾
解玺璋 文化批评家
张南 导演
杨乾武 北京文联秘书长
李蝴蝶 编剧
袁鸿 制作人
李亦燃 文化评论人
高彦 剧评人
高伟 宽度网CEO
独立的批评
几乎所有戏剧从业者都深知独立批评的重要性,但当批评的矛头对准自己,不少人都会觉得难受,甚至不由自主地抵制,这是人之常情,却在某一程度上妨碍了戏剧的进步。不久前,某民营剧团演出时遭遇批评引发了一场创作者与观众的争执,少数戏剧创作者对批评的接受度与宽容度之小可见一斑。
戏剧评论要做到公允,必须独立,可是戏剧圈子窄,大家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在任何场合都直言不讳,很难不得罪人,这也是有坚定立场的评论缺失的原因之一。去年,香港导演林奕华(微博)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就连连感叹中文戏剧独立批评的缺失,网络、平媒上充斥着大量的观后感,而非真正的有营养的评论。环境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真正的好戏少,也让人提不起评论的兴趣,有人甚至认为目前上演的戏剧超过八成都不值得评论。
嘉宾
傅维伯 资深剧场人
毛修炳 道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总经理
王雷 东宫影剧院运营总监
言之无物的批评
杨乾武:戏剧没有市场化之前,戏剧界的批评还是很健康的。市场化后,批评成了整个资本运作的一环,这在电影界更甚,都是吹捧、忽悠,基本没批评。
解玺璋:要保持批评的相对独立性,需要有相对独立的身份。我写评论全是出于个人爱好,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相对保持一点独立性。但同时这个独立性也是有限的,因为在圈子里混的时间长了,熟人太多,人情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在写评论、表达意见时,不要轻易说“大家不要看这个戏,这个戏很臭”,而应该有分析,为什么这个戏不好?你认为它的问题在哪儿?这样大家才会接受,不要太情绪化。
张南:我们所说的评论、批评隐含的前提就是独立的,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和知识基础上,这些人是有资格来评论的。从创作者角度来说,评论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做太久可能失去判断力,所以需要这种声音。我个人最怕听到的是又没有营养又带着强烈个人态度的评论,没有给我任何信息。好话当然很开心,但言之无物的批评确实很受刺激。
杨乾武:目前戏剧的现状,我用“四化”来概括:体制化、市场化、利益化、抽象化,大家一定要警惕“四化”。做独立批评需要在利益上相对隔离,这是最重要的,不要进圈子。将来愿意做独立评论的人可以团结起来,自己定规矩,自己约束自己。
党同伐异的圈子
李蝴蝶:人家请我看戏,我照样写批评文章。所谓独立评论,不是以被邀请、不邀请为考量方式,如果以这个标准考量,我认为没有人是独立的。
杨乾武: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有,但这不是普遍规则,现在的关键是要建立普遍规则。
李蝴蝶:好的批评要有建设性,批评不是说“这个不好,一定挑剔”。“批”和“评”是两个内容,你要去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什么会这样,你要通过对作品的梳理提出一个可信的概念来。
杨乾武:其实评论就是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视角的观点可以互相刺激、互相吸收。
张南:评论家要建立一个好坏的标准,用严肃的方式提出这个戏为什么好或者不好。
袁鸿:现在的评论很混乱无序,媒体评论的容忍度、开放度也不够。创作者的进步大部分来源于观者的批评,批评不是批判、骂人,而是要有效地触动创作者。
李亦燃:当下的批评分三类:一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种说不到点子上的评论叫作“金刚怒目”。二是亲友团,这是一种裙带关系,是鼓吹者,是“菩萨低眉”。三是光屁股撵狼,胆大不要命,这种人统称为“尼姑思凡”。
高彦:现在的评论是自生自灭的状态,评论没有效果,我看不到评论对于剧作者、从业者的价值。
高伟:我觉得咱先别管别人,大家往往把评论当成与另外一个人的互动。但评论首先是自愿的,你想说就说,然后才能起到第二层作用。大家经常会说,你的评论太主观、太情绪化,可我认为,当无数个主观聚集在一起时就是客观的,这是事实。现在大环境缺乏一个承载评论的平台,没有人把这件事情当作产业链里必备的一条链条来做,所以评论人找不到组织。
袁鸿:其实戏剧发展离不开批评和评论。像之前的批评很多元,而且大家也都很接受,大家也会留意。那么今天的评论可能很轻易,有可能就是观后感,或者很简洁,是没有经过相对沉淀之后做的评论。
李亦燃:真正的批评是头脑冷静、深度思考,保持特立独行。A和B不一样才是A和B,都一样就是2B了。
闲置的剧场
傅维伯:北京有60%到80%的剧场没有被利用成剧场。假设北京有100个剧场,那一年起码得有1000部到2000部的作品来支撑这些剧场。但现在各方面的资源都是不够的。
毛修炳:我们做过统计,北京现有剧场大概有160个,但每年演出超过50场的不到一半,其中很多都在闲置。
傅维伯:一个剧场要真正发挥作用,每年要完成260至280场的演出量。东方广场每平方米每天的租金是6块钱,剧场一天的场租就是6000元,这是除开人力等各种消耗外的硬成本。但是为什么赔本还干啊?因为国家话剧院有这样的责任,要赚钱,那干脆开夜总会吧。
毛修炳:现在是剧场热、剧本荒。好多戏剧专业毕业的学生都不愿意写话剧剧本,却都愿意写影视剧剧本,因为那个来钱快。
傅维伯:目前剧场在社会中总是被当成一个企业来对待,这是不妥当的,剧场应该有“剧场待遇”,另外,对待不同剧场的政策也应该平等。去年北京演出中只有不到20%是国有资金,我们需要把剩下80%的民营资本调动起来,戏剧市场才能繁荣。我做剧场到今天还是个穷光蛋,做剧场其实是一种理想的坚守,这个行业太不容易!
王雷:在目前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没有被公平对待的情况下,把剧场当作盈利的事业去做难度非常大。我希望今后会有一个公平、公开的环境,这样创作者的创作力才会被更大地释放出来。其实我们需要的不多,哪怕不挣钱,但别往里贴钱就行。
傅维伯:剧场回报率太低了,很难形成产业链。但一个剧场肯定会有自己的坚持和定位,经营者所做的所有东西都是围绕这个定位。
王雷:电影院院线是在电影院、电影内容足够多的情况下产生的。相比电影,话剧的创作团体屈指可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院线很难有足够多的内容填进去。目前的当务之急还是创作。
王雷:我把东宫电影院改成东宫影剧院,是希望形成一个模式:低收益或略亏的运营,保证持续有好作品,留住观众,使附近区域“热”起来。
傅维伯:现在99%的剧场都是国有资产,东宫的产权也不是王总你的,所以做剧场也面临着风险,比如5年后做好了,东宫给你收回去了。王总谈东宫起码谈了两年,对方是宁肯让它闲着也不给你,这就是现在的剧场生态,怎么改变这个生态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责编: 葱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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