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西天到中土 为何人人都爱“宝莱坞”
阿希什·拉贾德雅克萨教授
撰文/ 巩晓莉 杜晋华 编辑/ 杜晋华
伴随着一部早就深入中国观众内心、近日才姗姗来迟登陆国内院线的《三傻大闹宝莱坞》，十多场“印中电影与社会思想对话”的论坛在北京引爆从“西天”到“中土”的电影研讨，讨论星火燎原般在上海、广州、昆明等地相继蔓延。这场被学院教授们称为“我们首次正儿八经地对印度电影的群体研习”，不会这么快有个所以然，倒是其中观点的碰撞让人想起《三傻大闹宝莱坞》里的一句经典台词：“在人类行为学课上我们曾学过，朋友没及格，你难过，朋友考第一，你更难过！”
两年之内豆瓣网站的《三傻》页面有22万观众给出均分高达9.1的好评，上映一周票房逾千万计，更甚至有媒体称，“如果非要跟过去十年来的中国电影比较一下的话，《三傻》的艺术水平和制作质量足以横扫一切，它让绝大多数国产片都显得愚蠢无聊，同时让极少数吓唬人的国产片显得面目可憎”。这样的受欢迎让印度教授阿希什·拉贾德雅克萨非常惊讶：“这只是一部印度本土色彩非常浓厚的电影，反而那些针对全球观众拍摄的印度影片在中国并没有这么大的反响。”
准确来说，《三傻大闹宝莱坞》是“混血儿”：英国导演、美国制作，仅仅题材和印度相关。然而有限的院线排片后匆匆下线，和“印度电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影展与论坛持续不过两个月的集中讨论，远不能满足我们对那个神秘友邦电影的好奇，庆幸的是还有百老汇院线旗下11座城市的17家影院全面启动《三傻》的长达三个月的长线放映，“西天中土”也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中印电影的交流机会，于是特邀印度教授阿希什、“西天中土”项目执行人陈韵、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影评人张小北、周黎明(微博)等人“微观”印度电影也成为我们的责任所在。
“在印度看电影，与其说是一种经济行为，不如说是政治民主行为。”
“从昆明到印度加尔各答的航程不过一小时五十分钟，同样的时间，从昆明飞不到北京或者上海。把中印两个国家相对边缘的城市连接，可能实现其他情况下无法达成的东西。” 2011年12月，影展与论坛在巡回的终点站昆明市开幕时，策展人阿希什这么对本报说。他很清楚，“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宝莱坞以外的印度电影的影展。以宝莱坞以外的实验影像、移动影像、纪录片打通中印交流的渠道，才可能获得印度电影更饱满的呈现”。
“印度的电影制作很多样化，宝莱坞只是大工业的一部分，并不是那么醒目。每年拍1000部左右电影。大概100多部出自宝莱坞，因为印度有18种官方语言，很多都是非官方语言。印度还有很多纪录片、实验影像、艺术电影。”
印度电影的审查制度从1909年的殖民时代就开始了，“政治、性等等一切激烈的东西都是不合法的”。
听上去票房并不如他们的歌舞那般炫目，“每年有45部左右的电影票房比较好就不错了，其中可能只有10~15部是印地语片子”。
不过印度人并不买好莱坞的账，好莱坞电影在印度往往水土不服，印度人更喜欢看有印度宗教或者文化内涵的电影。每当有新片上映，边远农村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到。阿希什把印度人对本土电影的狂热解释为本土特色鲜明的讲故事的传统，“上个世纪50年代，电影音乐与舞蹈就成为印度电影的独特风格，电影音乐还会成为一种很流行的形式，占据了公共生活里其他形式的空间”。
阿希什教授展示了一幅印度电影院排队买票入场的照片，其中有妇女，“印度电影票非常便宜，在印度看电影，与其说是一种经济行为，不如说是政治民主行为。在20世纪的印度，看电影这件事第一次成为和政治、种姓没有关系的事情”。
不过印度人看电影并不是如我们的观众一样，强调什么观影礼貌，平静地看电影并不是对印度电影的尊重，观众可以有任何激烈的反应，叫、笑、向屏幕扔东西，看到精彩处，影院里会响起掌声和口哨声，甚至还有观众随歌起舞。
“印度电影中输出的不是印度独有的价值观，而是世界通行的。”
萨科齐说“一个不能输出价值观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那么看似已经向中国输出了价值观的印度电影让仅仅熟知那么几部典型印度电影的一些中国观众紧张甚至警惕。
对这种莫须有的紧张，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觉得很可笑，“如果有威胁，是件好事。我们的价值观极端单一，才会抵触别人的输出。印度电影中输出的不是印度独有的价值观，而是世界通行的”。
其实说到印度电影对中国输出了价值观，可能就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三傻》等这些足以让人落泪的印度式励志，仅此而已——因为就连阿希什都认为，中国对印度电影的认识仅限于以《流浪者》和《大篷车》为代表的上个世纪50~70年代的歌舞片以及本世纪的《未知死亡》《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风筝》《我的名字叫可汗》《阿拉丁神灯》《阿育王》等等，包括此次《三傻》的上映。北京电影学院杜庆春(微博)教授认为“不过是说明印度的现代化开始吸引人了，正如印度的古老文化也是因为时尚化才吸引我们。真正的对话或者输出一直是缺席的”。
阿希什做同解，“中国公映的外国影片的名额大多数是给了好莱坞影片，而印度最火的电影也都没有多少机会在中国放映，除非有欧美作为中介”。
当我们因为几部经典电影而羡慕印度时，阿希什却很清醒印度电影的局限，“印度电影有很大的本土市场，但一直不能在海外有所拓展，现在事情有改变。中国电影在国际是在场的，因此我们要向中国学习，甚至还会羡慕中国的媒体制作水平，但这并不都是关于学习，更多的工作在于了解两个国家的电影文化”。
“西天中土”项目执行人陈韵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
影评人张小北
影评人周黎明
对对碰
“对于那些生活中喜欢做梦的观众，印度电影会把他带到那个虚幻的世界里。”
问：此次影展，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的热情如何？
陈韵：在北京的展览以学者和学生居多，上海和其他地方是普通影迷为主。我发现我们对印度电影只要是稍有一点点耐心和关注，回馈就会很大，因为印度电影比欧美电影更刺激和鲜活，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印度电影更有参与性。尽管目前我们对印度电影的记忆非常少，但非常深刻，如果持续关注和交流，以他们的能量来说，会给我们惊喜。
问：大家对印度电影有什么误解？误读是怎么来的？
陈韵：不觉得有误读，反而是借电影打开了对印度的误读，我们以为的误读往往是因为不愿关心、正视而产生的，一旦有了这首次的坐下来沟通，态度都很坦诚。
周黎明：误读肯定很多，主要是基于了解不足。我第一次在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看到获得终身成就奖的印度导演雷伊，因为年岁太高，他没能到现场，卫星电视直接切换到他家，当时全场观众起立，向他致敬。我很惊讶，才知道亚洲不仅有黑泽明，而且雷伊拍的电影跟我们想象中的印度电影完全不一样，印度有多少像雷伊这样的导演？我真的不知道。
戴锦华：谈不上误读，因为我们基本上是无知的。
问：我们有一部分非常稳定且忠诚的印度电影观众。在你看来，大家爱的是印度电影的什么？
陈韵：大家喜欢的和不喜欢的是同样的东西，比如歌舞元素，有爱之切，也有恶之切。我们的电影对音乐的敏感度很低，以至于我们已经不理解音乐对于电影的意义，每谈到歌舞片，便以为单调落后，好像只有剧本才是最高级的取向。除了宝莱坞之外，这次的实验影像和纪录片也在尝试用音乐来说明问题，而不是语言，这和他们的传统有很大关系，也和当下的探讨有关系。而这样的音乐表达在当下的中国大陆是空白。我们现在和国人聊印度电影，不是为了了解印度，最终是了解自己。我也是在接触了印度电影之后才一下子明白了贾樟柯(微博)的电影为什么要找台湾人做音乐。很奇怪的是用印度电影这样的参照物来发现我们的这个盲点，但可能是很多个盲点中的一个。
周黎明：有一部分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难以忘怀，人们喜欢的首先是“造梦”，印度电影大多跟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像梦境一样的美好愿景，对于那些生活中喜欢做梦的观众，印度电影会把他带到那个虚幻的世界里。但同时，印度电影跟我们的春晚一样，虽然很好看，但很俗气，华而不实的东西堆砌太多了就没感觉了。总体来说，印度电影在国内是没有大众市场的。
问：歌舞也是很多人贬斥印度电影的一个原因。
周黎明：《阿育王》是很好的例子，是他们的大片，历史题材，制作豪华，跟西方人看我们的古装大片一样，画面精美，歌舞好看，但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因为套路千篇一律。印度的歌舞片和好莱坞的不一样。对于歌舞片，美国在20年代的时候就发现了问题，就是在唱和跳的时候剧情是停止的，所以好莱坞后来的歌舞片，唱、跳都是在推动剧情。但我曾经做过一个尝试，如果把印度电影的歌舞部分去掉，电影依然是完整的。所以他们歌舞的观念是陈旧的，语汇太单一。但在《三傻》里我看到了进步，这部电影镜头语言很酷，即使很不喜欢歌舞的人，在这个电影里也不会感觉烦。
“随着了解印度电影的师长那一辈的离世，我们对印度电影越来越无知和狭隘。”
问：励志是影响比较大的几部印度电影里共同的元素，但励志本是比较难拍的题材，为什么印度能拍好？
戴锦华：我倒不这么简单的认为，励志不是印度电影在世界通行的原因，印度电影的流行是因为有巧妙的对现实的批判。
周黎明：《三傻》可以算是励志片，是因为这个类型的片子比较大众，老少通吃，对观众受教育程度要求也不高。
张小北：励志，只要想拍好，谁都能拍好。《三傻》是印度的电影，中国是不能拍的，因为中国有人买过翻拍版权，但没有通过。
问：很多中国人把印度电影作为参照物，两国的电影的可比性都有哪些？我们需要学习印度电影什么？
陈韵：面临的现实状况有可比性。同为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治状况和历史背景使得我们有共同的命运感。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和他们差异巨大，他们更多元、音乐感更强、审查制度更宽松……正因为差异巨大，所以可以坦诚交流很多，我们原先和西方电影交流时的迷信，在印度是不会发生的，中印电影人更能理解彼此，这也是我现在特别热衷这项工作的原因。
周黎明：印度电影好的一面在于，它们本土市场发展很好，观众忠实度很高，20世纪40年代有了电视之后，好莱坞电影被认为进入危机时代，但对于印度电影而言，从来没有受到过电视的威胁。同时，这些年他们也在学习有益的东西，包括舞蹈动作，尤其是镜头语言，有的真的很酷，很炫，一点不亚于其他国家最好的电影。但他们的局限也很明显，首先是类型单一，所有片子都有歌舞，不像好莱坞有商业片和文艺片两个大类；另外印度电影在思想方面比较浅显，当然，这跟印度广大的观众有关，因为观众越多，越浅显。
问：有的中国人一提起印度电影，就喜欢从头到脚地反思中国电影，批驳得一无是处，然后激起另一拨人的不满。到底中国电影需要反思什么？对印度电影狂热喜欢的那部分中国观众有没有一种文化上的自卑？
陈韵：我不觉得有狂热，再狂热也比不上我们对法国电影的狂热。我们会很克制的想到，我们其实不理解印度电影，还有太多差异，所以态度一直都比较理性。
戴锦华：我们视野越来越小，从关注欧美缩小到只关注美国，对于宝莱坞这样的世界电影大国的关注，开始的已经更晚了。随着了解印度电影的师长那一辈的离世，我们对印度电影越来越无知和狭隘。
周黎明：我们对印度电影了解不多，所有这些对他们的了解都不足以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有趣的是，当年《三傻》在印度恰和《阿凡达》同时上映，但国内票房却跟《阿凡达》一样多，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探讨。我不会去下一个结论，我们比它们强还是弱？这没办法评论，因为在我们心中从来没有把宝莱坞当做假想敌。
张小北：印度电影年产量千余部左右，不能因为一两部优秀的电影就来评价整体概况。我们没看到他们动辄三四个小时的歌舞电影，一样能把人看崩溃了。中国电影不是向谁学，因为已经学得够多的了，而是该停下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
(责编： 葱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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