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绅介：高山仰止 仍继续仰望
小川绅介(资料图片)
评介
吴文光
去年末，不断想起一个人的名字：小川绅介。我想是这位日本纪录片导演去世20年时间靠近的原因吧。从北京郊外的草场地工作室出来，我专门回了趟有一年多没入门的城里的家，想去找找曾经和小川先生的通信或合影，下意识想，是不是写点什么文字。春节刚过，收到诗人、也是纪录片作者鬼叔中的短信，问是否愿意给上海《东方早报(微博)》写点纪念文字，我说我愿意。
过去20年时间，我反复写过小川先生和他的纪录片一些文字，在他去世5周年和10周年祭日时也写过，一种追思纪念悼文。到了2007年，小川先生去世15周年时，冯艳翻译的小川绅介的《收割电影》一书出版，约我写前言。我非常想写，但又难以下笔，就是心虚，我不知道该写出点什么文字有新的感悟和思考。如果对一个曾经启发和影响自己至深至远的前辈进行的精神探寻，多年之后，还只是停留在追思缅怀，那就是这个后辈人的悲惨之处。我不得不承认当时就是如此，就勉强贴了一篇十年前旧文《一种纪录精神的纪念》。我羞愧解释说，是因为“无法再写出十年前那种感觉了，虽然尊敬和敬仰依旧，小川依然让我高山仰止”。
1991年初识小川绅介先生的那个夏天，小川先生的纪录片让我高山仰止。在东京小川先生狭小的工作室，一周时间里看了他的纪录片“三里塚系列”——拍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农民反抗”纪录片。影片中的那些“反抗者”凶猛，摄影机后面的拍摄者也凶猛，双重凶猛撞击着我这个刚踏上纪录片之路者，感悟到为什么要做纪录片——不只是兴趣所致，也是对现实和社会的一种参与。
接着小川先生这个人让我继续高山仰止，他跪在榻榻米上，做手持摄影机状，说：尽可能靠近被拍摄者吧。如果被拍对象是坐着或躺着，我就是这样拍摄的，这是保持和被拍摄者同一视角，也是对被拍摄者的尊敬。谈到一个纪录片人的作用和担当，小川先生说：只有几个或少数人做纪录片是不够的，应该集合更多的志同道合者。
谈到他创办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他说这个电影节的宗旨就是要扶持和推动亚洲的纪录片创作。他还说，他的工作室计划举办纪录片训练营，让更多的亚洲纪录片新人成为未来纪录片的火种。听小川先生说这些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他不是那种常见的、只爱津津乐道电影艺术如何的导演，而是一个身置真实生活之人，在乎一个纪录片作者应该对社会现实改变的承担和参与。多年以后，我理解这就是“小川精神”。
我三生有幸！34岁之人，稀里糊涂做出第一个片子《流浪北京》、对纪录片依然懵头懵脑之时，上帝安排，和小川先生撞了个满怀。这个“满怀”让我幡然顿悟，明白自己此生以后应该朝什么方向去努力去追求。
以后又看了小川绅介先生拍摄于1980年代的后期作品“牧野村”系列：《古屋敷村》、《牧野村千年物语》，这是小川绅介先生驻扎一个乡村长达七年之所得。稻作、山土、民俗、历史和现实融汇一炉，以乡村为根基探求日本“古国”与现状命运，一种为当代人和后代人而作的纪录片“考古”。小川先生的前期作品“三里塚”系列，花七年时间；后期作品“牧野村”系列也是七年时间，印证了小川先生的话：纪录片的第一要素就是时间。从小川先生这两个七年，我理解其中的“时间单元”概念并非只是“年”，是一个人的一生。
小川绅介先生的一生，倾注于纪录片和纪录片作用的延伸，他的汪洋之作和山峰屹立之为人，都让我高山仰止。十多年后，小川绅介先生让我“高山仰止”得抬不起头来。我羞愧于自己还是只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我敢说我手法变化拍出另外一种影像而让自己踏实坦然了吗？事实是，我拍了些片子却对被拍摄者毫无作用，帮不了他们，却变成利用他们成为我作品原料这个事实。纪录片仅仅就是一个人成功立业的唯一结局吗？仅仅就是玩手法比观念？仅仅就是挤进一个圈子，找到一个位置，坐稳一个沙发，谋划着把前排沙发干掉？类似艺术圈所常见？
如果不是，那应该是什么？与社会与现实有着最直接关系的纪录片，是不是在社会的参与和介入作用上理应有更多的担当呢？这是我自己挣扎、焦灼、纠结其中的泥塘，这些年一直难以轻松从中脱身而出。小川绅介先生让我高山仰止，是返身而退，还是继续仰望？这一直是我的困境。
直到2005年，有了草场地工作站，开始实践村民影像计划。继续到2010年，又有了民间记忆计划，和村民作者以及更多年轻作者共同走在一条纪录片与乡村实践路上。这时我感觉自己不再是躺在“独立纪录片”沙发上高谈阔论那种难看的样子，在泥沙俱下的现实洪流中，感觉自己踩在一个石头上了。
1991年10月，山形纪录片电影节结束后，我去东京医院看望小川绅介先生。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川先生，他刚动完手术不久，脸苍白，说话声音已经不像两个月前那样高昂、快速，但眼睛依然炯炯，盯着我说：希望中国有更多纪录片作者。
20年时间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汹涌澎湃，尤其是2000年后的这十年，比起“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1990年代，真是难以想象的发展，新作者新风格新方式层出不穷，有无数小川作品的那种“反抗者”，也有驻扎乡间的“考古者”，比如深居闽西乡间的鬼叔中、驻扎湘北家乡村子的毛晨雨专注多年的“稻电影”就属于后者。
水涨船高，一波接一波的独立纪录片出现，推助出独立影像展浮出水面，无数河流汇集成江河，裹挟更多独立之船汹涌而去。长眠20年的小川绅介先生倘能得知，会不会笑醒过来？
1992年1月，我收到小川绅介先生的一封信，信上有这样一句话：你如果需要什么帮助，请告诉我，我一定全力去做。收到信一个月后小川先生就去世了。我没法忘掉这句话，也是因为这句话，小川先生这座高山永远让我仰止，却始终有一种力量让我继续仰望。
小川绅介先生终年56岁，我今年也正达此年纪。还活着，还要走路，继续正在做的事，这是对长眠地下20年的小川绅介先生的一种致敬和回报。
2012年2月5日于昆明
(作者系中国纪录片导演，代表作有《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 )
(责编： 琉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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