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佩恩式Loser和人生悲喜剧
最佳改编剧本
叶航(微博)
《后人》(The Descendants)是亚历山大·佩恩(Alexander Payne)继《杯酒人生》(Sideways，2004)后又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重要奖项的提名。影片一开始便给了男主人公、夏威夷地主后裔马特一个艰难、苦涩的初始情境：妻子滑水时遭遇意外，医生判定“无法苏醒过来”，需要丈夫做出终结妻子生命的决定。随着剧情进展，马特在叛逆的大女儿口中意外得知，妻子之前曾与人偷情！这接踵而至的双重打击使马特陷入了空前巨大的情感困境之中。
佩恩在本片中延续了其一贯的叙事手法，选择角色人生中的一个特殊节点，铺设戏剧冲突(且主要为内部冲突)，以此刻画处于事业、情感、道德伦理诸多夹缝之中的人物。《杯酒人生》中的节点是杰克即将踏入婚姻殿堂，他和老友迈尔斯决定实施一次婚前的狂欢之旅；而《关于施密特》(About Schmidt，2002)则是66岁的施密特刚刚退休，偏偏妻子又在此时离他而去，唯一的女儿也要在这个时候嫁人。
佩恩影片中的主人公，不论职业和身价的高低，往往在某一方面具有鲜明的Loser色彩，这种人生中的“失意”时刻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往生活和生存价值观。马特忙于公务，无暇照顾家庭，因此妻子红杏出墙而不自知，与大女儿关系也十分紧张。他在私人生活上的“失败”无疑是家庭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由。因此当妻子离世在即，深受刺激的他开始自我救赎。但佩恩绝不是那种往悲痛上继续撒盐的导演，即使是如此沉重的打击，影片中的人物也不会出现呼天抢地的举动。这一特征在大女儿从父亲口中得知母亲噩耗后的反应上便有着突出的印证。她从对母亲的排斥与不原谅过渡到即将失去至亲的痛楚，这时的她遁入游泳池底，无声啜泣。
佩恩一直致力于拍摄那些“节奏更为缓慢、对社会更多关注、更具人文关怀精神”的影片。同时，他的一种补偿性策略就是用“幽默轻喜剧”的叙事风格来中和这些荒谬、灰暗、伤痛和失落的负面情绪。佩恩似乎更喜欢让角色在悲剧的困境中展开颇具喜剧色彩的动作，让观众在幽默甚至轻快的故事氛围中直面人生的无常。因此，马特随后的“救赎”其实是一个回溯过去的侦探行为：去找出那个和妻子偷情的男人，观察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从而找出妻子之所以会爱上这样一个男人的原因。在这过程中，马特需要细腻、精确地表现出各种复杂的心理状态：从刚开始的愤怒、伤痛、后悔到最后的宽宥、释然和深爱(这也使扮演者乔治·克鲁尼获得本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佩恩电影很少致力于建构强烈的外部戏剧冲突，写人重于写事。因此，他的电影总是让观众记住那些具有独特个性和生存境遇的人物：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中展现出真实、丰富和立体的性格；他们虽非社会中的强者和成功者，但却因其真实、可爱的言行举止而具有了让人产生认同的个人魅力。这类人物无疑是佩恩影片的一大特色。《后人》中，马特的两个女儿，大女儿那个说话带刺、惹人生厌的男朋友，以及马特的众多家族成员等均有着各自的性格弧线和光彩。
其实看佩恩早期的长片，会发现他有着对美国社会议题的一种敏感，并不乏政治讽喻的色彩。比如《公民露丝》(Citizen Ruth，1996)便是反映“堕胎”问题；而《校园风云》(Election，1999)则以独到的视角，借学生会选举暗喻美国的选举政治。但此后，佩恩更倾向于从家庭成员内部展开叙事，政治的元素和讽刺的意味开始减退。《后人》虽然触及了夏威夷这个美国本土之外领地的特殊历史和政治背景，但从叙事上来看，这方面的表达意图并不明显，它主要是给马特一个具体的人物身份定位——地主的后裔。因此，他在家庭危机之余，还面临是否出卖家族属地换取大笔财富的抉择。影片最后，马特否决了出卖土地的家族决议，这无疑是导演对“亲情和传统重于金钱和财富”这一价值观的回归和主张。片名“The Descendants”其实意为“继承”，既是土地等实物财产的继承，更是信仰、包容和爱的传承。
(责编： 琉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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