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瑞：《西施秘史》重塑真善美的西施
《西施秘史》剧照
41集电视连续剧《西施秘史》演绎的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后期，在吴、越两大诸侯国争霸战争过程中，以越国美女西施为主人公展开的一个“阴谋与爱情”的故事。
所谓“秘史”，首先是“史”。是“史”，这部电视剧的“阴谋与爱情”的故事就一定要在当时那段真实历史的框架内展开叙事。这个真实的历史框架就是：在整个春秋时代各大诸侯国争夺霸权的战争连绵不断的总的历史格局里，从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兴师伐越檇李大败受伤致死，到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带兵战胜越国班师带勾践、范蠡君臣入吴为奴，再到公元前491年勾践、范蠡君臣被释放回到越国，直到勾践回到越国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公元前473年大败吴军吴王夫差自杀身死吴国亡国。《西施秘史》在把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戏剧化”的时候，忠于历史，守住了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规律，即“大事不虚”的底线。而所谓“秘史”，它就不是“正史”，只是“野史”，只是那些“正史”不曾记载而又涉及到历史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记录、讲述或者演绎、流传许多未经人道、不为人知的事情，许多按照历史发展逻辑、生活事理逻辑和人生轨迹逻辑完全可能发生甚至已经发生过了，只是史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在“正史”里记载下来的事情，“野史”一类的电视剧都可以凭着艺术想象力把它“演绎出来”。这种演绎，在“大事不虚”的前提下，做到与“大事不虚”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小事不拘”。所有这些经由艺术想象力改变或者添加出来的“戏剧”，都在“历史戏剧化”的同时做到了“戏剧历史化”。最后，也做到了“戏剧历史化”和“历史戏剧化”的高度统一。
在这方面，《西施秘史》即使全剧还留下了一些遗憾，它也成功了。
西施其人其事，发生和存在于吴越春秋的历史里，夫差、伍子胥、伯嚭和勾践、范蠡、文种这些历史人物中间，不见于“正史”，所以一直都有人认为她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甚至只是一个虚构的历史人物，或者虚构的艺术形象。不过，在“野史”和一些古代经籍中，西施也早就暗合着“正史”的吴越春秋故事有了各种各样的记载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500年前的春秋后期，诸暨城南苎萝山下，浣纱江畔，有一位国色天香的旷世美女绝代佳人西施，牵动了吴、越两个诸侯大国众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她和她的故事，我们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不过，已往的西施，人们忽略了“春秋争霸”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祖国和异邦之间爱国不爱国的历史判断，在长时期的男权文化中又浸染了一种颜色是，“红颜祸水”，或者说“色情间谍”。面对西施文化的遗产，导演尤小刚(微博)说，他创作《西施秘史》要“重新表现这段历史”，讲的故事“是颠覆性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再是歌颂封建帝王的男人戏”，他是要“用西施和她身边的女人们，来表达吴越争霸的故事”。他的独特发现和感悟是，“以往影视作品中的西施，都被塑造成用美色迷惑君王的红颜祸水，而新版西施被我视为贡品”，他要把西施“塑造为真善美的化身”。
我以为，人们会认可这种审美追求和创作意图，尤小刚导演也完美地实现了这样的审美追求和创作意图。
这得益于他和他的创作团队获得了一个相当自由的艺术创作空间。这个艺术空间最重要的元素乃是，在那个“春秋无义战”的时代，称霸诸侯的兼并战争里，吴越之争也不例外。这样，创作者对于剧中人物的个体的或者群体性的活动，可以顺理成章地避开做出历史的判断，完全可以聚精会神地致力于道德的评价。这种道德评价，创作者可以用人性的真善美作为标准，对以往的人物评价进行合理的有效的颠覆，而不必拘泥与原有的评价。比如，勾践和夫差两个人没有谁比谁更加顺应了历史前进方向和步伐的问题，谁革命谁反动的问题。夫差败吴之后，勾践灭吴之后，都醉心于问鼎中原霸领诸侯，都最后遭致失败亡国，都家破人亡。以往，人们把更多的同情甚至敬重给了勾践，那也只是注重于他的“卧薪尝胆”，他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于是，这样的颠覆为重新塑造剧中人物赢得了充分的创作自由。在以往的艺术演绎里，西施一方面是妲己式的红颜祸水，一方面也混迹在吴宫的宫斗之中，现在，可以重新创作一个阳光灿烂的西施，一个最终被毁灭的西施了。
为了展示西施的人性的真善美，创作者给她制造了种种的磨难，劫难。于是，《西施秘史》写了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无论是越国勾践、范蠡、文种以至于雅鱼用美人计以迷惑夫差的阴谋，还是吴宫后宫王后、卫姬、宁妃、郑旦等人为争宠夺宠专宠恃宠的阴谋，抑或夫差、伍子胥、王后、宁妃、卫姬之间为夺嫡甚至王位互相玩弄的阴谋，都阴险、毒辣，充满了黑暗和肮脏。在所有的这些阴谋里，电视剧揭露和鞭挞的，是人性的假恶丑的一面。当然，还有后宫女人吃人也被吃的悲惨内幕，以及人性的真善美被假恶丑吞噬的旷古悲剧。所有这些揭露，创作者都持批判态度，而显得全剧悲剧意味更为浓重。
在这些阴谋里，虽然故国难忘、旧情难消，西施也不例外地挣扎在选择的痛苦中。虽说她是越国人，但她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人”。是“人”，她就有了“人”的觉醒。出于人格的自尊自爱，也基于人品的至清至纯，她绝不用美貌和女儿之身去和夫差交换宠爱及锦衣玉食，还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显赫权势。连夫差都说她对他无欲无求，绝对真诚，绝不矫情。她是吴宫里最美貌却又唯一不邀宠不争宠得宠之时也不专宠恃宠的女人。她视后宫众嫔妃为姐妹，不害人，还为被害的人时时处处伸出援手。甚至于，对于那些一再加害于她的人，包括卫姬，甚至婉婷，特别是郑旦，她全都以德报怨。她终于爱上夫差，也只是因为夫差待她也真诚，让她充分感受到的是一个男人的真爱。她最后抱着夫差的人头怀着夫差的龙子一跃而纵身阳山之下，为她的真情，也为她的做人，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一个全新的西施，留下的是古往今来薄命红颜里的，也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后宫女人的，一抹光辉。尽管，这光辉，伴着残阳，也在泣血，令人悲怆，还觉凄婉，却无比美丽，令人惊艳，动情动容，唏嘘不已。
这样的颠覆是不是有悖于我们国人的审美情感呢？不会的。西施选择真爱夫差，在范蠡弃之而去令她绝望之后，有她内心的人物性格发展的合理依据。要是说她一心留在吴国不妥，也不应该被认为不爱家国。人们能够理解范蠡、伍子胥都是楚国人而专心事越事吴，能够理解卫姬夫人一心为吴妃，都不持异议，就应该也能理解西施，不去非议西施。从国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特殊的审美心理来说，我相信，《西施秘史》重新塑造的这样一个集真善美于一身的西施，是契合了人们的心理预期的。人们当然希望西施更加美好。有一句俗话可以证明，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无论如何，尤小刚导演和他的创作团队在《西施秘史》里所做的艺术创新的尝试，是符合艺术审美的规律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美。历史留存下来的艺术作品，包括其中的艺术形象，总是会不断地被重写，一再被重新讲述的。我相信，无论是广大观众还是我们的文艺评论家理论家，都会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种尝试，对待这种艺术创新，对待这种重写和重新讲述的。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庆瑞
(责编： 长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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