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对艺术应谦卑敬畏 当代人害怕文化没落
《窝头会馆》剧照
时间，不是采访的真正理由。尽管，正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微博)成立60周年。
距离，不致懈怠探究的动力。毕竟，人艺这家“中国名声最大的剧院”远在北京，近在热爱话剧者的目光里。
甚至，人艺以及人艺所代表的中国话剧，也非报道的最终指向。问题是，话剧，依然还是有品质的文化表达吗？它还能否过滤现代人生命中的焦躁与功利，能够折射当下怎样的生活寓言与城市精神？
《解放周末》独家对话濮存昕(微博)，不仅因为他人艺副院长的身份，也不仅因为他是中国话剧界迄今作为主角演出场次最多的经历，更是因为他对艺术不染功利主义的情怀。
我们今天所有对文化的忧患，实际上就是害怕文化的没落、真正好的品质的消失
解放周末：阔别24年后，北京人艺以成立60周年上海庆典的华丽方式，将再度亮相上海舞台。舞台上“大师、大作、大戏、大演员”的定位，是否可理解为对60年人艺时光的庄重致意？
濮存昕：那年，人艺到上海演出时，评论界曾经发问说，北京人艺的旗帜能打多久？我想，现在我们可以说，人艺的老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来，我们这一代也希望通过我们在舞台上的表演，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
进剧场，不是看我们，其实是接近话剧，或者说是接近文学。在我的概念里，人艺还是要坚守文学剧院的品质，要有思想的光芒。
解放周末：在审美多元化与市场浪潮的冲击下，坚守不易吧？
濮存昕：再怎么市场化，再怎么商业化，我们都应该坚守文学剧院的品质。这是生存方式，是必须。就像金钱是物质交换的等价物，真诚就是人与人心灵交往的等价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彼此在人格上一定要平等。这是当下特别要强调的，也是我们正面临的课题。
为什么人们总说，这个时代的艺术出不了大师，出不了精品，我想就差这点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互相了解和彼此尊重。在人性的学科上，艺术工作者是最有优势也是最应该有责任感的。话剧是把文学立体化、形象化，不能离开这点。离开这点，就会娱乐化。当然，娱乐有娱乐的功能，但咱们得干咱们的，坚持人民性、文学性。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它一定是对社会、对人性的深度思考。就像《鲁迅》里的那句台词，知识分子是可以从天上看到深渊的。我们今天所有对文化的忧患，实际上就是害怕文化的没落、真正好的品质的消失。因此，公益精神尤其要体现在像我们这样的文学剧院上。
解放周末：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人艺正在对抗话剧的商业化？
濮存昕：不说对抗，应该说我们要避免完全商业化。事实上，人艺也有商业化的，而且人艺商业化的业绩也不错。比如，《窝头会馆》一轮演出下来就有1000多万元的票房。艺术市场不仅有广度，也有深度。
解放周末：这恰好吻合了一种观点，有人认为《窝头会馆》是按“大片”制造的话剧。
濮存昕：不是大片，是小片。我们小片在哪儿呢？舞台上就一个场景，从头到尾，演员也才不到10个。
解放周末：但是，有被观众称为“五星上将”的明星演员们。
濮存昕：所谓的大腕回归，凤凰返巢。
解放周末：该剧“大腕回归”的特点如此重彩浓墨，靠什么力量？
濮存昕：还是大家喜欢作品。哎呀，宋丹丹(微博)、何冰，他们特推崇这个作品。《窝头会馆》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剧，没有直接写解放军进北京，而是展现了解放前夕北京城一个叫“窝头会馆”的破落四合院里底层老百姓命运的变化，其实就是写一个时代。
解放周末：不由地，令人联想起人艺的经典剧 《茶馆》。
濮存昕：是。 《茶馆》就是这样，从一个茶馆里的三教九流，写到一种民心所向，写到一个时代的结束。我相信，做人要直，做文艺要曲。真正的好作品都是这样的，这应该是艺术创作的规律。
做一个负责任的创新者，为时代负责、为观众负责、为自己的生命价值负责
解放周末：人艺60年，有起伏的辉煌，也有耐人寻味的情怀。首任院长曹禺说：“我和剧院的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的天地里，翻滚了40年。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 ”然而，今天的人似乎很难再有这样诗意的热爱了。
濮存昕：没有这样的况味，但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人爱舞台了，真的。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话剧。我到欧洲演出，看到他们的剧场里大多是老年观众，我和当地同行说，我们那儿和你们这里不一样，我们那儿看话剧年轻的观众多。
解放周末：年轻观众往往更青睐和当下生活共呼吸的舞台表达，而他们觉得人艺似乎更依赖对经典的“继承”和“反刍”，创新不足。
濮存昕：需要创新。但是，五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到现在，不能只讲创新。我去国家博物馆(微博)参观，很有感触，我和国博的人说，国博展出的所有东西都应该是有根的。他说，小濮，你说得对。同样，作为国家剧院，我们也要保持这样一种心志传承五千年文化的脉络。我们到不到这种水平是一回事，但得有这种信仰、这种追求。
继承不是重复，是我们用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态度、这个时代对人性的思考，来对经典作出我们的解读。坚持传统也好，勇于创新也好，说到底，所有的作品都离不开人，离不开对人的深刻理解和艺术的表达。
解放周末：话剧是人际关系的舞台化，实质上是人在精神领域里的“对话”。
濮存昕：是的。
解放周末：另一个现象是，当代话剧界的不少创新往往又成了一种舞台鸿沟，因为观众看了以后常常感觉看不懂。
濮存昕：这样的创新，有的是。但没有关系呀，它们最后没有成为保留剧目，被大浪淘沙了。我们创新，要有一种心志创新的这个戏、这种表演，是否有价值、能否被传统？我们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做一个负责任的创新者，为时代负责、为观众负责、为自己的生命价值负责。
我们用自己生命的新鲜和直觉来创作，里面一定有创新。我们这一辈的演员，学《茶馆》，学于是之，刚开始学的时候，所有人嗤之以鼻。比前辈差远了！那我们不演了？我们演了10年了。当今天我们也有一把年纪的时候，还是演出一点味道了。当然，可能赞美我们的人没有看过老一辈的演出，但是我们和我们同时代的观众一起成长，和观众成了台上台下的朋友，然后，我们引导着他们接近老舍、接近《茶馆》。
解放周末：前一辈艺术家演过，你们这一辈正演着，接下来谁来演？
濮存昕：以待来者。我想等人艺70周年的时候，这个答案就会出现了。
解放周末：现在您对这个答案有预测吗？
濮存昕：我不敢有。
解放周末：不敢，是因为对话剧前景心存悲观？
濮存昕：不是。就像我以前说过的，中国戏剧不会后继无人，要对年轻人有信心，一定要寄望年轻人做自己，表述自己的生命。在中国话剧的历史上，《茶馆》是一个活的标本，有人要看，就会有人演下去。
做演员，就是对生活的表达。我们今天所有的感受，决定着我们今后的表达
解放周末：您认可不认可这种观点：文学史是一种心灵史，话剧史也是？
濮存昕：可以这么理解。在我的心目中，话剧比戏曲比歌剧等艺术样式，更能够直接地反映当代人的思维方式。所以，话剧对文化的意义更直接、更简化。但是，我们又要在舞台上表现出它不直接、不直白，它有意念，有寓意，有弦外之音。
解放周末：“戏剧起源于我们对世界的反应，而不是起源于世界本身”，所以话剧人应该以舞台的方式对时代、现实的问题，主动关注，努力求解。
濮存昕：做演员，就是对生活的表达。我们今天所有的感受，决定着我们今后的表达。认认真真对待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只要你去积累，你就会积少成多，厚积薄发。
解放周末：可是，有人说，话剧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濮存昕：不是。我认为，现在有人看戏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老前辈们拍戏的量、演出的量，没有我们多。当然，我们还是要往更精致的方向努力。
解放周末：但不可否认，在一个影视剧霸权的时代，越来越多的话剧人投身影视剧而去，满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慨叹。
濮存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但是，你不能老关着门，不让人出去呀。我相信，家弄好了，孩子老想回来。我们剧院里我父亲主持的教学班子里出了几拨演员，这些演员再怎么成了影视界大腕，都说自己是人艺的演员。他们和人艺有血缘、DNA的关系。
而且，人和人，眼对眼，话对话，话剧永远是屏幕无法替代的传播方式。因为，人必须要和人接触。
解放周末：那是生命与生命的相逢。
濮存昕：传媒学有一个核心概念，是任何人都在追求“与我有关”。我作为一个演员，我希望能够影响观众，掏钱买票看我演出。凭什么？凭什么大家要把时间放在你的身上？你要让他们觉得你和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你能够满足他们的期待，承受他们对你的信任。
换个角度来说，戏的终极点其实是观众。因为，我们在表演中留出了很多空间，让观众参与进来，彼此呼应。
解放周末：身在人艺这个话剧的“庙堂”，您的目光有否触及国内民间话剧的生存状态？
濮存昕：北京有大学生戏剧节，已经5届了，我是北京剧协主席，我一定支持这个事，然后想办法资助他们在节之后能够有演出，可以继续走下去。业余话剧，或者民间制作，在中国话剧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需要人们予以重视。
朱旭老师一句话道破表演天机：演戏，别演戏，演人；说词，别说词，说意思
解放周末：看到您在《建筑大师》里的表演，有剧评家说，“濮存昕是一个会用脊梁演戏的演员。”您喜欢这个说法吗？
濮存昕：那种状态是整个的戏剧情节营造的，让我不用演戏，好风凭借力，四两拨千斤，这就对了。我喜欢人们对我的一种评说，“是演员中有形而上思维方式的人”。我喜欢读诗，看戏剧，看舞蹈，画画，练书法，我在与艺术大家们的交往中滋养了我去怎么演话剧。所有的艺术都是相通的。每演一个话剧，我自己的造型都是我自己画出来的，自己设计的。要不要胡子？头套是什么样的？学不同的东西，能帮助我演戏剧。
解放周末：据说，您是迄今为止中国戏剧界主角中演出场次最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您遇到过极具挑战性的角色吗？
濮存昕：有。我台上紧张得腿肚子转筋的时候都有。那是演《鸟人》里的心理学家，这个角色之前林连昆老师演得多好，梁冠华演得多好，我不知道怎么演。我还真的跑到心理门诊去体验生活，感觉全不对。首演那天，记者来采访，说你今天紧张吗？我说紧张，我体验到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腿肚子转筋。记者甩出一句话，我看也是，昨天彩排的时候我看到你不自信了。但是，后来经过不断演出，我知道我会演这个角色了，我懂得他了。
解放周末：在您心目中，人艺老一辈艺术家们的成就是难以逾越的高度。在往那个高度奔的路上，他们给了您怎样的艺术滋养？
濮存昕：朱旭老师一句话道破表演天机：演戏，别演戏，演人；说词，别说词，说意思。他们那一辈子的经验，随口讲来就是。表演空间就像一扇扇的门，你老在寻，在推，前面还有更美的门等你打开。你进得越深，越能进到那个自由王国。
在看老一辈艺术家演戏的过程中，我看到他们表演细节的浑然天成，印象深刻。于是之老师演了一辈子《茶馆》，最后1992年告别演出了，我是跑群众的。有人说于是之改戏了。本来，到最后他演的王掌柜在台上嚼了口花生米，往回，戏就结束了。但，嚼着嚼着，手停在那里，脸就背过去了。他知道自己从此告别舞台，他的人生瞬间和角色的人生瞬间，那么完美地定格了一个艺术瞬间，在虚实之间你分不清哪个是他的主语。他手停在这里，观众的目光是聚焦在这呢，还是聚焦在他的后脑勺，从他的后脑勺往下是什么景呢，是老裕泰茶馆的匾，是摇摇欲坠的房屋。这个时代怎么不快点过去呢……
解放周末：这个缄默的细节，道出千言万语。
濮存昕：英若诚老师演电影《马可波罗》，最后的场景，剧本就一句：忽必烈骑马远去。他演的时候，走到马边上，翻身上马的刹那，脚踩空了，一个踉跄，伏在马鞍上，他的眼睛看看部下看到这个动作没，然后，骑马走了。导演在那里一个劲叫好，英若诚老师用细节把忽必烈的英雄暮年，演出来了。
解放周末：您从大师的表演中获得启示，从您自己所塑造的角色中又得到什么？
濮存昕：演员自己的资历啊，如果你演过了不起的人物，演过经典的作品，这是你的资历。中国的文学大师曹禺先生、老舍先生等，他们的作品我都演过，这是我引以为荣的地方。我也演过契诃夫的《海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我觉得从中我都得到了一种滋养。可以说，我塑造了角色，我也感恩于角色给我的“教育”。
我们对艺术要有谦卑之心，敬畏之心，就像敬天敬地
解放周末：您在担任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时说过，“我想我从小就有一种使命感。 ”那么，您对话剧有使命感吗？
濮存昕：说实话，就是我从小的爱好和社会对你的需求，弄到一块去了。我还是从自我出发，因为我好这个。正如我更喜欢以演员的身份为人艺做事。
解放周末：所以，演戏是第一位的？
濮存昕：是啊。因为社会最需要我这个，而且越演越放松，没有功利心。个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与事业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我的幸福。今天，有太多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可能是为糊口做事情。我不是为糊口做事情，但我的钱都够花了，我真的做得挺好。我什么都不缺，我主要缺时间。没时间了，我明年60岁了。
解放周末：时间用来干吗？
濮存昕：演戏呀。人书俱老，我和年轻人拼体力拼不过了，但我在舞台上的那种力量不比他们差。 1993年演《李白》的时候，舞台情绪从头到尾地气贯长虹，全都是慷慨激昂，没有生活常态。现在再演《李白》，没有当年那么大劲儿了。不能拼劲儿的时候，就会促使你往心里走，往自在走，往舒服走。发现，原来不用使那么大劲儿也能演，不用那么大力气说话，台词照样听得清，你在台上很自在，观众也很舒服。演戏有太多方式，原先我只有一两种，现在有N种方式了。
解放周末：好像有点总结的意味了。
濮存昕：是啊，我快收山了。但我还有我自己的愿望，想演小剧场，今年得演一下。
解放周末：尝试小剧场的愿望，让人感觉您对舞台的可能性充满热爱，试图寻找突破。
濮存昕：我不讲突破。因为每一次都会突破。为什么，因为你用演员的直觉和能力在舞台上，不止是演戏，是生活。我在舞台上的生活，比我现实的生活要精彩。
解放周末：您能分开舞台生活与现实生活吗？
濮存昕：当然能分。幕谢了，灯关了，我就不带演了。
解放周末：可是，您也说过，谢幕时有一种满足的感伤。
濮存昕：我想，那是因为对舞台的敬畏。我们对艺术要有谦卑之心，敬畏之心，就像敬天敬地。(记者：黄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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